呂基成的公益十年

每一個公益人都是帶著使命進入行業的。 

早在2004年，南方周末一篇《黑煤窯下的利益黑洞》，讓我了解到“黑煤窯”“塵肺病”等邊緣人群的生存之艱。反觀自己，我似乎也到了一種無力可施的“邊緣”，開始思考作為社會公民的責任和價值。

2008年，我在博客大巴實習，看到一位頭發花白的老爺爺，手里緊握著一把已經削好的2B鉛筆，顫巍巍地將它們遞過來。老爺爺參加這個為山區兒童捐贈文具的活動，是想盡自己的力量幫助到那些孩子。

這種代際間愛的轉遞，任何人見了都很難不被感動，在我看來，那一代人可能沒有最專業的公益方式，卻有最純粹的公益動機。

從那之后，我覺得自己找到了答案，決定走上公益之路，去探尋什么是公益？什么是可持續？而后的經歷更讓我意識到：要做好公益，僅靠情懷，遠遠不夠。

從業十年間，我的身份不斷發生變化，從社會問題的發現者，變成了行動者，最后成為改變者。

公益十年，不變的是使命感。

探尋 

我最初決定成為一名職業公益經理人的時候，中國公益尚處在一個“洋務運動”的時代。

這個“小眾”的事業被外資捐贈填滿，國人的捐款被若干個救災、助學的項目牽住，很多公益組織以獲得外資捐贈為榮，認為這是獲得了行業前沿的認可。畢竟，那時公眾普遍不知公益為何物，就連政府、企業對公益都相對陌生。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種能夠讓社會各方聯結的公益活動被迫切需要。于是，一眾尋求改變的本土公益人開始了一場戰斗。

這便是我第一份工作的使命。

2011年，帶著“初生牛犢不怕虎”般的勇氣和動力，只有幾年媒體工作經驗的我毅然離開上海來到深圳，加入深圳公益項目交流會（以下簡稱“公益深交會”）擔任媒體中心負責人的工作，負責媒介合作和籌資。

在我曾硬著頭皮打了數百個cold call（陌生電訪），終于實現了媒體資源“零”的突破。后來，依托“公益界的廣交會”這一創新理念，我們的交流會吸引了一批有情懷的記者前來報道，除深圳的“四報一網”外，南到《香港大公報》，北到《新京報》，都對我們做了深度報道，《晶報》還發了社論。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上海電視臺剛成立的“看看新聞網”也派來了團隊駐點拍攝，而當時條件實在艱苦，幾位成員只能擠在一個房間里短暫休息。

年輕人總是容易被夢想激勵的。每次加班到深夜，項目負責人的一句“我們在創造歷史”，就能讓我們堅持著，直到迎來早晨四五點鐘的太陽。 

彼時，行業里流傳著一個“標準”：把某個關鍵字打入谷歌搜索，如果該關鍵詞相關內容有30頁，那么這個關鍵詞就可以被認為是有影響力的。

作為媒體中心負責人，我由此萌生出一種“執念”。

很快，這種執念得到了反饋。幾個月后，把“公益深交會”作為關鍵詞打入谷歌搜索，共有56頁搜索結果。影響力不言而喻。 

之后，公益深交會變成了每年一屆的中國公益慈善項目交流展示會（以下簡稱“中國慈展會”）。雖然每年的慈展會都會延續公益深交會的模式，但在此時，創造歷史的激動慢慢退去，問題也慢慢浮現——范圍很廣，但對接有限。

身為公益人，我自身會期待著更多創新。當然，伴隨這種期待的，還有自己和這個行業的共同成長。 

這種成長帶有告別和從新的意味。在自認為可以熟練應對媒體事務的時候，我決定轉戰籌款和大客戶業務。

在當時，較早重視企業社會責任的外資企業擁有較大數額的捐贈，以及對公益項目的更高要求。這對很多公益組織來說，是提升自己的絕佳機會。

以“創造歷史”的精神扛過了“公益深交會”，現在我又以同樣的精神死磕強生，希望獲得他們的捐贈?；贘unior Achievement（青年成就）的志愿者經歷，我通宵了幾天，完成并郵件提交了強生志愿者服務手冊。一天過去了，沒有回音，我開始擔心自己的材料沒有通過。直到第三天我才終于收到了強生總部的回復，對方對于我的材料表示了肯定，還幫我轉發給上?？偛康呢撠熑?。于是，我們與強生的合作就正式開始了。

“目前屋里廂-強生志愿者項目形成了‘主線加副線’的合作模式”，這是寫在強生志愿者項目特刊上的介紹。在大家的努力下， 4個月內我們組織了21場志愿者活動，119名企業志愿者踴躍參加，共計服務了1115名居民，滿意度達95%，一掃外企對草根機構缺乏專業性的質疑。通過公益模式的精準定制，我們成功拿到了強生醫療的捐贈。

這是強生第一次向“草根機構”進行捐贈。

而后，通過美商會的合作與自身的努力，我們拿下了玫琳凱、塞拉尼斯等500強公司。為此，我們特別成立了資源拓展部。

這些經歷組成了我公益理念的第一塊基石。但就在一切都慢慢走上軌道的時候，我的內心深處卻感覺到有些偏離方向。

偏離方向的不僅僅是自己，還有一部分社會組織：公益組織應該服務于弱勢群體，但不應該服務于捐贈，一些弱勢群體并沒有獲得必要且科學的幫助。

行業仍要改變。

重塑

不可否認，在當時的中國公益圈，國際機構一直是本土公益界的“黃埔軍?！?，很多優秀的公益人都經歷過國際機構的鍛煉。

救助兒童會（Save the Children）就是其中的一家。

在探尋中迷茫，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繼續尋找亦是自己的既定之選。在當時，我果斷加入了救助兒童會，并負責一個面臨挑戰的職業教育項目。

辦理工作交接那天，正值前任項目經理的last day，我發現唯一的交接內容只集中在一些蓋了紅章的——受益人數證明，但實際的項目進度落下了很多。對方將原因歸咎于國際機構的官僚與教條主義。

這意味著，接手后的困難接踵而來。

除了項目本身，還有資方的壓力?；I資部門的同事為此非常緊張，特意發郵件表示愿意分擔壓力?；诜諒娚t療時高強度工作的經驗，我回復道：“危機之時也是轉機之時，如果在這么糟糕的境遇下都能翻盤，我們一定能重新獲得資方的信任”。于是，我開始直接處理與資方的溝通。

那段日子里，我通常一天要見好幾波人，早上與政府解釋項目進度，中午給流動青少年做技能培訓，下午與企業溝通爭取就業崗位。好在半年之后，項目終于趕上了進度。與此同時，原本對項目實施存有質疑的資方中國區負責人成為了我們堅定的支持者。最終，我們跟其他六個國家的辦公室一樣，拿到了第二輪資助。

然而，這段經歷中最讓我記憶深刻的不是資方的反轉，而是受益者的改變。

在這個浮躁的社會，我們總希望自己的付出馬上就有回報，在公益圈也是如此?；仡櫘敃r做培訓的時候，我邀請了最好的培訓師給流動青少年（項目受益者）做職業訓練，但課堂上，有些流動青少年出現私下講話或玩手機等狀態。說實話，我當時內心是繃著的，“搶救項目已經讓自己筋疲力盡了，如果連一點社會價值都沒有，我不是把一切都浪費了嗎？”沮喪中，我甚至報著“做完項目就辭職”的想法，撐到了項目末期評估。

改變出現了——我們對畢業三個月的項目受益者進行了后測，在過程中，許多調皮的流動青少年都感慨萬千。直到上崗，他們才知道平時項目中的“溝通技巧”、“團隊合作”、“職業規劃”這些內容是多么重要。 

那一刻，我忽然感覺到自己的工作是有意義的：等一朵花開需要時間，只要不斷堅持呵護，花，總是會開的。

不過在結項之后，我們仍然認為這樣的成果沒有達到自己的標準，并且相信還有很多可以進步的空間。這種想法來源于工作中遇到的實際問題——“水土不服”。 

這些國家大機構擁有豐富的項目管理經驗，在世界各國往往有著“上帝視角”的優勢。

但當這種優勢遇到十幾億人口的獨特國情時，則不可避免地出現問題：不理解流動人口的真實狀況，無法準確觸達最深層的問題，不能高效地滿足受助者的期待......

一些梳理出來所謂的亮眼“模式”，根本無法在大范圍內落地，同時，隨著國家政策的緊縮，國際機構在中國的發揮空間也越來越小。

伴隨著國際機構不斷面臨困境的，則是中國本土機構的“野蠻生長”。

我也在同步生長。如今回過頭來，感謝這段經歷，它重塑了我日漸成熟的公益觀念，讓自己能夠更好地往前走，更接近那個“掛在天上”的公益目標。

2016年，我在一家“野蠻生長”中的草根機構就職。幫助這家弱小的機構引入國際資方并拿到4A社會組織稱號后，對今后的發展再一次躊躇。

雖然助力草根機構發展是我輩的職責，但如果只服務于一家，其社會價值是有限的，我期待更大范圍內支持行業發展，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基金會領域。

生長 

此時的中國經濟和公益事業都已經取得了較好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企業基金會成長起來。很多企業為了支持公益事業的發展，自己代發基金會工作人員的工資。

一時間，企業基金會成了公益從業者的優質選項，我也未能“幸免”。

2017年，加入新力控股集團，我擔任新力公益基金會秘書長。而選擇這里的原因也很簡單，因為新力的初心。

一個企業的掌舵人往往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在經過幾輪接觸之后，我漸漸發現集團創始人張園林先生是個真心熱愛公益的人。2013年，公司成立三年后，集團就在江西成立了慈善基金會，每年都有數百萬元捐贈的體量。

而我來這里的目的也很明確，有幾件必須完成的事情。

用策略快速籌建基金會一事便不再贅述，自己劃定的目標一是設計出符合國策的公益項目，二是撬動企業資源助力公益事業發展。

前者在近兩年取得了一些成果，新力的成功項目在一定程度上為國家的扶貧工作提供了模板。

比如“百社解千難，助力脫貧攻堅”江西省社會組織新力公益創投，我們運用“以評促進”的方式引導當地社會組織參與脫貧攻堅，發揮社會組織的“精細化”優勢，對國家扶貧戰略進行有效補充，并在過程中扶持當地社會組織發展。該項目共動員數百家公益組織參加，服務516個貧困村，服務19068名直接受益人，其中建檔立卡戶1983人。據悉，該項目獲得第十一中華慈善獎提名，入選由國務院扶貧辦評選的2020年社會扶貧50佳案例，榮獲第二屆贛鄱慈善獎-最具影響力慈善項目。

而后者則包含著自己在公益領域從業十年的總結：本土資方在本土做適合本土的公益。

企業獨特的社會資源優勢應當在基金會的運轉中發揮作用，而企業基金會的價值便是充分調動企業的優勢去服務于它的社會目標。

基金會每年都會組織一個“新力公益日”的活動，將新力集團內部零散的房地產、物業、教育、零售以及商館資源整合起來，以打造新力的公益名片。2018年，全國唯一一輛地震模擬車從四川開往了南昌。在新力的樓盤、商業綜合體、幼兒園中，新力的客戶、消費者、家長和小朋友都體驗了這輛地震模擬車。

企業基金會往往能在項目執行中尋找到優質的供應商和合作伙伴，價格是最低的，同時又能保證質量。比如在2020年的疫情，我們就通過撬動集團自身在武漢的100家便利店的資源，為醫護人員提供了數十萬份餐食。

所以，做公益并不意味著要排斥商業邏輯。

與此同時，我也在實踐的過程中思考：一家企業基金會當然要為實現企業的社會責任創造價值。但同時，它也是中國的企業基金會，我們也應當從國家發展的視角，去看這家企業基金會能做什么。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如果國家是發展前進的，那么基金會也必然就是前進的。

隨著鼓勵社區社會組織發揮職能的國策出臺，公益組織將更接地氣地提供各種服務，但公益服務的價值絕不僅僅在此，公益也是國家軟外交的一部分。

中國的國力正在不斷崛起，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但屢屢受挫，其中很大的原因是缺乏企業社會責任的有效實施。

因此，如果社會組織能夠幫助中國企業做好海外資助，探索國際資助的星辰大海，那必然能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也會成為有助于國家發展的第三部門。

我期待，未來我們國家的慈善事業也能“走出去”，在國際平臺上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