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王光美談往事
劉少奇察覺政壇上有一些異常動態,是江青1963年突然重新關注文藝工作。而這一特別信息,來自江青與王光美這兩位主席夫人,討論服裝穿戴的一次談話。
責任編輯:劉小磊
2008年11月11日,是劉少奇同志誕辰110周年紀念日。
1998年夏,我曾采訪王光美,聽她談“文革”往事。我有責任寫一篇文章,作為對那次采訪的追記,也作為對劉少奇、王光美的紀念。
王光美和江青的奇特關系
關于新中國第一冤案——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家主席劉少奇冤案,我的切入點依然是:劉少奇究竟什么時候才知道,“文革”要在中國爆發?
王光美回答這個問題時,激動的情緒難以掩飾:“‘文革’要爆發,少奇他事先完全不知道。”
王光美的說法使我十分驚詫。須知,自1953年起,中共中央便分為一線、二線,由劉少奇在一線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雖然不少重要決策,仍由身居二線的毛澤東主持作出,但在決策程序上,特別是1960年代,在一線實權大大擴大的局面下,毛進行全局性布置,已很難繞過劉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議和政治局會議。(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第743、838頁)
1960年代的格局,具體說來是,劉少奇在總書記鄧小平協助下主持黨中央工作,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周也要向劉請示。劉只有重大問題才向毛澤東報告,請毛發表意見或作決斷。若毛不在京,除極其重大的問題外,劉可與在京常委商議后,對任何問題當場拍板。
王光美對我說:從延安到北京,中共中央就形成了這樣的慣例,“主席不在,少奇代。主席、少奇都不在,總理代。……總得有人坐鎮嘛”。
那么,毛澤東是怎樣發動“文革”的呢?或者說,毛澤東是怎樣越過中央一線,掀起對黨內“走資派”的大規模“階級斗爭”的呢?
王光美告訴我,劉少奇察覺政壇上有一些異常動態,是江青1963年突然重新關注文藝工作。
而這一特別信息,來自江青與王光美這兩位主席夫人,討論服裝穿戴的一次談話。
1963年春,王光美將陪同劉少奇出訪印尼等四國。由于外交部禮賓司俞沛文司長堅持,劉少奇批準王光美到上海定制一些出國服裝。那時,江青恰巧在上海。江青便用內行的口氣指導王光美:服裝穿戴么,要像安娜·卡列尼娜一般高雅,不要搞得珠光寶氣。王光美向來敬重第一夫人,便謙虛地表示,她將尊重江青的寶貴意見。
江青對王光美說完她對出國服飾的見解,便一個勁指責中國文藝界搞“封資修”,情況已非常嚴重;甚至胡說文化部副部長夏衍歷史上是個“叛徒”……王光美返回北京后,便向劉少奇一五一十匯報了江青的言論。但是,劉少奇并不認同江青的“奇談怪論”,對江青也顯得滿不在乎。
王光美告訴我:劉少奇和其他中央主要領導對江青,一貫都是既關心、尊重,也不在乎。王光美對此具體解釋:“因為有明確規定,她是秘書。”“她以前是不怎么出面的”。“毛主席一直是管她很嚴的,不是隨便的。她有時隨便地對我說什么,主席馬上給我打電話說:不該說,說得不對。”
王光美用一句話概括了江青的性格,“我如實說,她是個聽了風就是雨的人。”
對于江青這種“聽了風就是雨”的“來事兒”性格,王光美舉了一個例子。
這得從毛澤東1961年寫的《七絕·為女民兵題照》說起。1961年,國民經濟因“大躍進”失敗而陷入困境,為防備外敵趁機入侵,各地加強民兵訓練。這年2月的一天,毛澤東問身邊的女機要員小李是否已參加民兵。小李便把自己持槍而立的操練照片拿給毛看。毛看后十分高興,揮就一首七絕:“颯爽英姿五尺槍,曙光初照演兵場。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裝愛武裝。”毛澤東把詩送給小李時說:年輕人不要學林黛玉,要學花木蘭、穆桂英哪!
王光美說,“她是夫人,當然看見這詩了。我是少奇夫人,她就跟我也說了”。當時,江青對王光美就是這么友好。然而,令王光美和中南海諸位夫人瞠目的是,江青“從此就不穿從前的裙子了。而她過去……衣著是很講究的”。
不穿裙子只是第一步,江青接著在服裝上又出了新花樣。王光美告訴我:“你以后看到她穿軍裝的相片了。她這不是從‘文革’開始的,從1964年就穿了。毛主席在十三陵看三軍大比武時,她已經穿軍裝了。”
第一夫人換穿軍裝參加活動,紅墻內其他夫人怎么辦?王光美只好去問劉少奇。劉少奇的回答既簡單又明了:你們這些人又沒有參軍,穿軍裝做什么?江青她要穿軍裝,隨她去好了。
江青換穿軍裝,僅僅是由于“聽風就是雨”的性格使然嗎?王光美講述的這個故事,使我生出一些疑惑:這后面是否還有什么政治隱情?因為,毛澤東曾對外賓說,1964年夏天(正是江青換穿軍裝觀看大比武的那個夏天),他同劉少奇的斗爭開始了。(逄先知等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第1534頁)總之,毛澤東這次大力支持了江青對文藝界的指責。
劉少奇批評江青不留情面
王光美接著向我講述了江青以“文藝哨兵”名義,登上政治舞臺的曲折經過。
為了理解王光美的敘述,這里須對歷史背景作些介紹。
自1962年1月“七千人大會”后,毛澤東與中央一線領導集體,對文藝與意識形態領域實行何種政策,出現了鮮明而深刻的分歧。
1962年4月,劉少奇根據周恩來的建議,以中央的名義批轉中宣部“文藝八條”,提倡文藝題材和風格多樣化,反對黨包辦文藝。文藝界眾人歡呼,要把這“八條”刻在石碑上。
1962年12月,毛澤東根據江青的提醒,對文藝界發出警告:“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多起來了。有點西風壓倒東風。”
1963年9月,毛澤東再次發出警告:“唱戲,凈是老的,帝王將相,家院丫頭,……那個東西不行。”“要推陳出新”。(逄先知等主編:《毛澤東傳》,第1330頁)
可是,劉少奇等一線領導人在鼓勵現代戲的同時,并未封殺傳統劇目。文化領域的多樣化政策,和一線領導人制定的政治、經濟寬松政策一樣,繼續在全國推行著。
正是在毛澤東越來越感覺失落的1963年,江青以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闖入文壇,開始向中央一線領導發難。江青曾在上海向王光美挑明:“主席不好說的話,由我來說。說對了是主席的,說錯了是我江青的。”(黃崢執筆:《王光美訪談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第299頁)說穿了,毛澤東推出江青插手文藝,既是一種可進可退的黨內斗爭手段,也可涉及價值觀念等大問題。
王光美一邊回憶,一邊對我說:“江青從此以后抓文藝,抓什么對封資修的批判,搞現代樣板戲。把上海來的滬劇《蘆蕩火種》,改為京劇。主席把它叫作《沙家浜》。……《紅燈記》原來是東北的《自有后來人》,也給改了(按:王光美這樣講,大概是由于劉少奇1963年曾應周恩來之請,對哈爾濱京劇院根據電影《自有后來人》改編的京劇,提過史實修改意見。而江青移植的主要依據,則是上海方面根據該影片改編的滬劇《紅燈記》),改成京劇《紅燈
登錄后獲取更多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