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中間道路”：東亞政治發展啟示——于建嶸對話毛里和子

■技術官僚階層已成為一個獨立的階層，有自己的利益追求，民眾對他們缺乏信任。

■經濟變化會帶動政治結構的改變，這是東亞模式發展的結論。

■中國很可能會選擇一種介于強化威權主義和走向民主化二者之間的中間道路。 

毛里和子 （KazukoMori），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與經濟學院教授，日本當代中國研究會會長。

于建嶸，中國社科院教授。 

三元結構：政治利益與政治責任的分離

于建嶸：您是日本國內中國問題研究的領軍人物，出版了《現在中國的結構變動》一書。這本書對中國現實問題進行了大膽剖析，以您為代表的一批日本學者運用了“結構變動”的實證分析方法來研究現代中國。

毛里和子：研究中國問題時會發現很多結構，比如，經濟結構、政治結構、社會結構等。

現代中國的結構是變動的，從二元結構變成了當前的三元結構。比如說，原來城市和農村的二元結構，變成現在的既有農村又有城市，而且二者中間還出現了許多半城市半農村的地區；農民和城市居民這兩種結構中間也慢慢出現了一個流動的農民工群體，這些都是中國正在從二元結構走向三元結構過程的明顯例證，整個中國正在從二元結構走向三元結構。

于建嶸：中國原有的較明確的社會結構的確發生了某些變化，但是否由“二元結構”轉向“三元結構”則有爭議。在有些中國學者看來，如果按照國家與社會這兩個基本架構來看，中國的現狀是只有國家而沒有社會。比如，雖然現在中國有一個很大的農民工群體，他們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地位都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他們并不具有一個階層的政治特性，沒有一個階層的思想意識，更沒有階層的利益表達機制和方式。這種狀況正是中國社會碎片化的重要表現。因為，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尤其是經歷“文革”，中國的公民社會就已經被徹底破壞了。市場經濟加大了這種碎片化傾向。

目前的中國，在經濟上存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二元結構，在文化上也是各種主義和思想共存的多元狀況，但在政治權力上則是一元結構。形象地說，就是一個高度理性和強大的執政集團，一群緊跟在執政集團后面跑的已經碎片化的各種既得利益集團，更大規模的是更加碎片化了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階層。

毛里和子：您這種根據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提出來的有關中國目前社會結構的觀點，有它的道理。但如果從具體的經濟和社會地位來區分，中國的社會結構要復雜得多。

以政治結構為例，我認為，以前的二元論結構中只有兩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