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省委書記與一本書的緣分

和這些硅谷或者華盛頓的精英接軌，讓觀念升級，讓視野放大。這就是汪洋、孟建柱等人的施政策略、一種新的“勸學運動”：在世界沒有變平之前，先讓官員通過讀書和網絡把觀念拉平。

目前所有對官員的恭維中，“學者型官員”可能是最讓人受用的，其流行程度已經超過了官方經典用語“人民公仆”。

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么在求學時代沒有獲得知識經濟洗禮的官員群體，重又形成一股讀書熱，同時還可以解釋近兩年書市中一種令人費解的現象——波瀾難興的中國書市難得地出現了與80年代返城知青的傷痕文學、90年代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相似的又一次高潮，這就是于丹的《論語心得》和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前者代表著東方傳統價值的現代化，而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官員則期冀從后者中汲取并收獲西方現代價值的中國化。

領導干部當表率

“哇，世界是平的。”托馬斯·弗里德曼站在外灘三號三層的滬申畫廊講壇上，對著滿座的中國人夸張地講解他是如何領悟到這一世界運轉之道。這幢位于上海外灘的1922年的七層建筑，無疑是弗里德曼在中國宣講自己理念的最適合的代表場所：一個由喬治·阿瑪尼的服裝、高級餐廳與咖啡館、男性護理中心、中國當代藝術畫廊、浦江江景構成的小世界，至少在消費主義上象征著世界是平的。

但在中國其他地方的人們——比如重慶——更急切地盼望從這本書中找到“填平”世界的機會。和以往不同，這種熱切最初是由官方推動的。

直到今天，趙雷（化名）已經看了5遍《世界是平的》了。趙雷是重慶一位副省級官員，他回憶說，2005年，汪洋剛到重慶履新市委書記時，官員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