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高論(11.11-11.18)
以中國目前的社會發展水平,還沒有必要推遲退休年齡。那么為什么中國這么一個發展中國家卻在退休年齡上要如此“大躍進”地趕超發達國家呢?
責任編輯:史哲
評審:張健 周明華
No.1農民自己創新的方案最高明
《南方都市報》,11月16日,作者:李昌平
(原文摘錄)地權的兩個核心問題。第一是土地的級差地租,土地有不同的用途,用來種糧還是建廠開發,獲得的級差地租是不一樣的,誰占有級差地租誰才真正擁有地權。第二個指標就是土地資本化收益,誰可以把土地作為一個資本,在銀行里抵押貸款,建造樓房出租,誰就有地權。
以此觀察中國,1978年到1988年這十年的土地制度對中國農民是最好的,這十年的實踐證明,只要給了農民占有地權和土地資本化收益,中國農民就能夠創造出中國發展的奇跡。
中國這么大,不可能建立一個統一的土地制度。我認為,我們要回到上世紀80年代尊重人民的創造探索土地制度,尊重農民的實踐和選擇權。
比如,擴大農民分享地租增值,學者的辦法自然是延長承包期。不過,如果政府強化對“農轉非”和農地用途改變的管制,或加強對糧價的管制,農民實際獲益就依然值得懷疑。
而現實中,農民的第一種做法是直接用集體所有的“建設用地”發展鄉村工業,農民集體占有全部的地租增值收益,范本就是鄉鎮企業;第二種做法是將土地通過“農轉非”后直接出租,農民集體獲得數倍于前的土地增值。第三種做法是將村莊的宅基地或“四荒地”或“廢地”集中整理,再對外出租。
再比如,擴大農民分享土地資本化收益,學者的辦法是延長土地承包期,但如果政府加強土地用途管制,“私有化”并不必然增加農民土地資本化收益,倒是更有金權集團壟斷土地收益。
這方面,中國農民的第一種辦法是,建立土地信用社,農戶的土地承包權或所有權(宅地)都可以在土地信用社抵押貸款,利息收入歸農民自己。第二種做法是,面對政府征地,農民不是尋求更多現金補償,而是努力獲得更多的“返還地”。因為補償的只是承包出讓金,失去的卻是土地所有權,更何況錢不能生錢。第三種做法是將集體建設用地集中開發,建成“小產權房”或廠房,出租或入股,獲得土地資本化收益最大化。
上述做法,在中國各地有諸多成功的案例。顯然,農民在爭取土地資本化收益最大化方面的各種實踐,更比學者設計的方案高明多了。農民知道怎么能夠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重要的是要給農民選擇權,而不是規定農民怎么去做。
【推薦理由】站在農民的角度,對地權的解析是不是讓人既親切又有耳目一新之感呢?其實,李昌平遠非第一個這樣解析地權的人,而我們的執政者、學者也并非不具有這樣的認識,只不過關鍵的時候,屁股坐在了哪邊成為壓倒性的考量。事實上,有益于農民的法律不少,只不過它們都被歪嘴的和尚念歪了。
No.2推遲退休只是被動解決人口危機
人民網,11月13日,作者:水寒
(原文摘錄)綜觀世界各國,發展中國家退休年齡普遍在55-60歲。而很多發達國家的平均壽命遠遠長于中國,比如日本、法國,其退休年齡也才只有60歲-65歲。根據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中國2005年人類發展指數(社會發展水平的綜合指標)排名81位,位居中游。就是說以中國目前的社會發展水平,還沒有必要推遲退休年齡。那么為什么中國這么一個發展中國家卻在退休年齡上要如此“大躍進”地趕超發達國家呢?
這就不得不提中國的基本國情:計劃生育政策導致未富先老。中國目前有1.6億60歲以上人口,只有4000萬城市退休人員享受養老金,其他3/4則依靠子女,因為他們至少有兩個孩子。但即便如此,養老金缺口已經相當于一年國民收入的1/4了。而今后有4億老人等著社會養老,因為他們只有一個孩子,沒有足夠的子女來贍養他們。推遲退休年齡是必然的。
但推遲退休只是解決人口危機的被動方法,停止計劃生育才是主動方法。如果人口政策不調整,推遲退休年齡就屬不得不為之。否則,人口結構老化必然導致消費萎縮,消費萎縮又導致就業機會縮減、失業率增高。龐大的沒有退休金的老年人口,難以找到工作,他們如何度過余年?有計劃生育必然有計劃死亡,計劃死亡=推遲退休年齡+醫療產業化。
中國傳統有家庭養老(Family security),現在發達國家有社會養老(social security)。而中國計劃生育既破壞了Family security,又破壞了social security。
【推薦理由】一個正常的社會,總是時不時需要睿智的“警醒”的聲音。這是我們推薦本文的最重要理由。必須承認,計劃生育政策在諸多方面都是可圈可點的,然而這一政策的執行也必須著眼于國家的 “可持續發展”而進行調整。本文的說理或有不周,但卻提供了一個有益的思考路徑。
No.3 “吃王志的醋”是一種權利申訴
《瀟湘晨報》,11月17日,作者:盛翔
(原文摘錄)王志丟手機警方之破案神速,用一個詞來概括網友的反應,那就是:吃醋。
想想如果普通人丟了手機,要么立案之后再無下文,要么連報警都嫌多余,這種差別分明的遭遇對比,當然會讓公眾越想越不服氣。在普通人心目中,警察原來可以這么高效,但讓人郁悶的是,自己丟了東西,卻從來享受不到這么有效率的服務——在普遍較低的服務效率下,指向性明顯的高服務效率,當然會讓人吃醋。
別怪民眾“選擇性失聰”,因為民眾能舉出多少名人享受破案神速服務的例子,想來警方也就能找到多少普通人享受破案神速服務的例子。其實,公眾大吃王志的醋,主要是生活中時時刻刻的權利缺失使然。本質意義上,“吃王志的醋”是一種權利的申訴,是對警察權力的監督和辦案效率的督促。
網上甚至有人說“王志被偷是平民的福音”。這當然不是說偷王志的手機偷得好,而是說王志被偷,既讓我們看到了警方的破案效率,對提高其“為人民服務”的水平未嘗不是一種“貢獻”。這當然只是一個苦澀的玩笑,但其中權利缺失的無奈自嘲與申訴,卻不可不察。
【推薦理由】沒受到公權力機關平等地對待,發些牢騷至少能為社會緊張減壓,有利于和諧。所以,明智的執政者應能以民情為鏡鑒,從中找到執政能力的不足,發現舒緩民意的渠道。百姓早就了解現實不會完美,比如警力不足,社會治安雞零狗碎,找回王志的手機更顯政績等等,但至少別反差太大,一方面是高度重視一部手機,另一方面,卻是對生命的冷漠,要五兄弟自己千里追兇,難免冷了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