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島核泄漏十年 重返“活著的廢墟” | 封面人物

每次進入福島,我好像來到一個被按下了暫停鍵的世界。每次離開福島回到東京,又像是從另一個世界回來。情感上,我希望自己不用再回去面對那個“活著的廢墟”;而理智上,卻又知道自己肯定還會再去那。2021年,日本“3·11”大地震10周年,意味著福島發生核災至今也滿了10年。過去十年之中,我多次在福島禁區里進行核輻射檢測和調查

責任編輯:黃劍

在2011年3月11日之前,我對日本的認知不包括福島。十年之后,我對日本的認知與理解,卻因福島變得厚重而不尋常。

2019年10月,我又一次回到福島縣飯館村。我們的車從高速公路拐進山區小路,車速減慢下來,大片大片長滿雜草的荒廢田地從窗邊掠過,在午后的陽光下顯出野生稻穗的金黃。裝滿輻射廢棄物的黑色垃圾袋密密麻麻堆放在一起,近處、遠處,到處都是,在這個曾經山清水秀的“日本最美麗的村落”,好像一塊塊揭不去的傷疤。

一本掛在安齋徹(Toru Anzai)祖屋里的舊日歷,瞬間把我的記憶拽回2011年。伴隨著“3·11”地震、海嘯,飯館村成為福島第一核電站嚴重泄漏事故后的輻射污染重災區。三個月后,安齋先生從飯館村撤離,從此,再也無法正常返回。

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大地震發生的那一刻,我對自己在做什么已經沒了印象,只記得地震后突然忙碌起來,被加到一些工作群組,里面不斷更新關于地震、海嘯的信息;接著,傳來東京電力公司經營的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事故的消息;不久,很多機構要把辦公室從東京暫時撤離到更安全的大阪。

福島核泄漏事件后,我的郵箱里突然多了很多關于核電站情況的郵件,起火爆炸、乏燃料棒、輻射云、當量、西弗劑量……這些術語不斷出現,混亂且不確切。當年8月,我加入所在工作機構的快速反應小組,來到日本福島。

過去十年,我所在團隊每年都要到飯館村做檢測。時間逐漸逝去,記憶卻仍然清晰:我穿著笨重臃腫的防護服、膠鞋,戴著手套、眼罩,身上斜挎著輻射分光器,手持GPS,走在前面;另外一個隊員穿戴同樣的防護裝備, 拿著A4紙記錄板,上面掛著一支原子筆。我們兩人一組,一前一后,一遍遍似乎無止境地在這些地方檢測、記錄。

“區塊5,安齋屋后樹林斜坡,松樹下。地面10厘米(高度),4.05微西弗/小時;50厘米,3.68微西弗/小時;1米,1.79微西弗/小時?!薄笆盏??!薄癎PS坐標編號……坐標點東經……緯度……”這是我們在現場做檢測時常見的對話。

▲ 2018年,福島飯館村安齋徹祖屋后的樹林里現場檢測  圖/Shaun Burnie每次到輻射區,我們分成幾個小隊,同時對不同區塊進行輻射檢測。這樣的區塊在安齋先生的祖屋周圍共有11塊,包括屋子內部、屋前空地、屋后的林地、水田、連接道路的斜坡、道旁的草叢溝渠……

幾個小時不停歇的檢測之后,我的腿開始不聽使喚,穿在防護服里面的長衣長褲也被汗水浸透。我一邊用對講機通知車里待命的同事,一邊開始慢慢走回停車的地方。

我們身處的飯館村,到處是超標的輻射,也許還有輻射塵埃,無處可避。每次停車檢測之前,我們中會有一個人穿戴好全副防護裝備,首先下車,找到一塊輻射水平相對較低的停車點。我們在不同區塊“地毯式”搜尋核輻射“熱點”時,有一組同事會在車里待命。他們會利用車輛和停車點條件,在無處可逃的輻射環境里,布置出相對的“清潔區”和“除污區”,準備好對從“污染區”返回的檢測隊員進行個人除污,每一個細節都要考慮到。

除污隊員拿著蓋格計數器,按事先培訓和練習得爛熟于心的流程,對著我從頭到腳檢查。每次脫去防護服、口罩、眼罩的那一刻,我都感到仿佛脫離“結界”,重獲新生。我把檢測儀器和其他設備遞出去,一一清潔之后,分別歸類放好,才可以重新坐回車里。

我用濕紙巾再一次清潔鼻孔、面部之后,喝上一口水,整個人頓時松弛下來,不過,依然能聞到衣褲上的汗味。等到全部人都完成除污檢查、離開飯館村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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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梁淑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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