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開發馬橋文化：

1994年馬橋遺址的發掘現場。 （ICphoto/圖）

第一次在博物館見到鴨形壺的實物時，上海市閔行區政協主席祝學軍大為驚訝，其優美的造型與精美的云雷紋遠超他的預期。

鴨形壺是馬橋文化特有的器形。器體的一側凸起上翹，形似鴨子豐潤的尾部，所以考古學家形象地稱之為鴨形壺。

那是2016年祝學軍在上海市閔行區博物館與馬橋文化的一次偶遇，從那時候開始，他就特別關注上海地區的這一史前考古學文化的保護與普及。

迄今為止，長江下游地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獲得學術界公認并命名的共有六個，按照歷史發展的時間順序分別為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廣富林文化、錢山漾文化和馬橋文化。其中崧澤文化、廣富林文化和馬橋文化都是以上海地名命名的。距今約3700年至3200年之間的馬橋文化，是該地區新石器文化的“絕響”。公元前11世紀之后，青銅時代的吳越文化漸漸成為主流。

1960年代，馬橋遺址的發掘是上海地區第一次科學的考古發掘，曾轟動一時。如今的馬橋文化展示館就位于上海閔行區馬橋鎮馬橋古文化遺址公園內。公園四周被工廠包圍，獨留此處一小塊靜謐的綠地。

隨著此后崧澤文化和廣富林文化的出土，作為“上海第一次考古發掘”的馬橋文化由于在年代上更加靠后而淡出大眾認知。

2014年，總用地達1.3萬平方米的上海市青浦區崧澤遺址博物館開放，這座歷時3年建設的博物館首次向公眾復原了“上海第一人”“上海第一村”等考古成果。而位于上海市松江區的廣富林考古遺址則走上了一條文旅融合之路。在廣富林遺址公園內，文化展示館設置在水下，形成了一座奇妙的“水下博物館”。

相比之下，馬橋文化的保護與普及顯得非常不足，現有的馬橋文化展示館僅僅是馬橋鎮的下轄單位。2020年，祝學軍與沈永銘、李紅珍等政協委員共同就馬橋文化的保護與開發提出了上海市第1020號政協提案。在提案中，他們呼吁“在馬橋文化遺址發掘地——馬橋建一個真正的遺址公園和考古研究中心，以反映馬橋遺址的真正面貌”。

因“大躍進”發現的遺址

馬橋文化是第一個以上?？脊胚z址發現來命名的考古學文化。

“考古學文化”的概念最早由英國考古學家柴爾德（V.G.Childe）1929年在《史前時代的多瑙河》里提出：“我們發現一定形態的遺存——容器、工具、裝飾品、葬制、房屋結構——經常出現在一起，這種特征有規律地連在一起的復合體，我們應名之為一個文化群或一個文化?！碑斂脊艑W家們辨認出了出土的器物與此前任何一種已知考古學文化都不一樣的時候，他們便認為它們屬于一種新發現的考古學文化。

20世紀初，伴隨著西方科學的思潮涌入中國，考古學也被引入中國，并成為中國歷史研究的重要手段。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省澠池縣仰韶遺址的發掘，被視為中國考古學誕生的標志。當時的中國考古工作地點集中于西北地區和華北地區，在中國考古學萌芽的前十年中，南方地區幾乎不在學者們的視野之內。

上海地區的考古工作就開展得更晚。1952年12月，上海博物館開館，原民國時期上海博物館的館長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