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張充和、沈從文之間的愛恨糾葛

張充和手抄卞之琳的《斷章》。 （作者供圖/圖）

文化圈內，有很多被傳為美談的情戀故事，比如胡適與曹佩聲、韋蓮斯以及眾多“星星”周旋，徐志摩與張幼儀、林徽因、陸小曼愛怨交加，郁達夫與王映霞的好聚難散，吳宓狂追毛彥文，也包括卞之琳苦戀張充和。

關于卞之琳苦戀張充和，2013年，蘇煒采訪執筆的《天涯晚笛——聽張充和講故事》中披露，晚年的張充和說：早在1933年認識卞之琳后，就一直收到他的信，“至少有過百封信”，他還“拼命寫詩，寫了很多無題詩”，“前后持續的時間大概有十年”，但自己“從來沒有答應過他，更沒惹過他”。因為“他是另一種人，很收斂，又很敏感，不能惹，一惹就認真得不得了，我們從來沒有單獨出去過，連看戲都沒有一起看過”?！拔夷贻p的時候愛玩”，但“常常和別的人單獨出去玩的。唯獨就是不能跟卞之琳單獨出去，我不敢惹他”，所以說他是“有點一廂情愿”、“典型的單戀”，我和他之間“實在沒有過一點兒浪漫。他詩里面的那些浪漫愛情，完全是詩人自己的想象”，是“一個‘無中生有的愛情故事’，說‘苦戀’都有點勉強”。

本來，卞之琳苦戀、苦追張充和十余年最終也沒有牽手走一程，就容易被人解讀成單戀、一廂情愿，再加上張充和在晚年以當事人自述的形式這么一確認，就更加坐實了這一結論，連一向以善質疑相標榜的學術界甚至以獵奇挖人隱私為能事的娛樂八卦界，很多年來都沒有人提出過質疑，真正達成一種和諧統一的局面。

一個簡單的常識是，即使苦苦戀愛中的男人都是十足的傻瓜，但十余年的時間，如果女方真的一點機會都不給，即使是再一往情深、“認真得不得了”的男人，也早就偃旗息鼓或重打鼓另開張了。當然這只是憑常識判斷，對于那些掉進情網拔不出來的人，可能并不適用。

那么，卞之琳與張充和之間的真實情形到底怎么樣呢？這個問題，各種回憶文章多有佐證，包括卞之琳本人的很多說辭，也可以為證。不過，前些年裴春芳博士發現的新資料，或者更值得一說。即北岳文藝出版社的《沈從文全集》中的《摘星錄》，實際是連載于1940年香港《大風》雜志的《夢與現實》的修改稿；同在《大風》雜志1941年連載的《摘星錄》，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綠的夢》，雖與全集中的《摘星錄》名字相同，但內容截然不同，且未收入全集中。

當這兩部小說被裴春芳、解志熙等研究者定位為自敘傳或寫實小說的結論后，那么關于沈從文、張兆和、張充和與卞之琳之間復雜的人物關系和情感糾葛也就可以對號入座了。盡管這樣的對號入座充滿了文學性、戲劇性，也讓世俗人多了茶余飯后的談資并且很是道德崇高了一次。

在《夢與現實》中，裴春芳、解志熙等學者認為，沈從文安排了四個人物，即老朋友——沈從文、老同學——張兆和、大學生——卞之琳、她——張充和。暫且不管“老同學”與“她”的愛戀糾葛，單看“老同學”是如何描述“大學生”卞之琳的。

小說中，“大學生”第一次被描寫是這樣的：“她”因為抵補空虛，所以“生活上來了一個平常大學生。為人極端平常，然而外表好像很老實，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