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不該怕警察?

【事關美人】

有一天，我們住房前的十字路口停了一圈子的警車。我出去一看，一輛警車停在路中心，把路攔死了。一數，好家伙，9輛警車。正數著，又見兩輛警車開過來，停穩了，走下兩個人高馬大的警察，腰里還別著槍。問怎么回事，一位警察回答，我們正查著呢。說話很禮貌，意思很明白：不能告訴你。

過了半個小時的樣子，警車一一開走了。我問鄰居邁克怎么回事。他說，街對面的一戶人家進了小偷，偷走了一部手提電腦。來了11個警察，卻沒能抓到小偷，“一群白癡”。

這件事說起來有點像美國人喜愛的卡通連續劇《辛普森一家》里的鏡頭。美國的大眾文化常把警察當作揶揄、取笑的對象，一般并沒有惡意，但確實也不把警察當作可親可敬的社會角色。在美國，警察不是“公檢法”，不代表某個政權的統治合法性。警察的職責是維護社會法治秩序，代表公共秩序的權威。但是，由于大多數美國人對公共權威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所以他們往往既希望得到警察的保護，又害怕警察濫用手中的公權力，以法治名義侵犯他們的個人權利。

美國有許多關于警察的“笑話”，有點像中國的“順口溜”和“段子”，頗能傳達一般人對警察的印象。其中有一則是這樣的：洛杉磯警察局、聯邦調查局(FBI)和中央情報局(CIA)都說自己最有辦法抓捕罪犯?？偨y決定考考他們，把一只兔子放進森林，命令他們去拘捕。洛杉磯警察局的人進了林子，兩小時后就捆住一只熊，走出林子。熊被打得遍體鱗傷，一邊走一邊哀號，“別打啦!別打啦!我是兔子!我是兔子!”中央情報局的人進了林子后，四處設下動物眼線，甚至對每一棵樹都細加盤問。三個月后中情局的調查報告說，林子里不存在這只兔子。聯邦調查局的人進了林子，兩個星期后仍然茫無頭緒，就燒了林子，燒死了所有動物，包括那只兔子，還拒不道歉。

洛杉磯警察因1991年毒打黑人疑犯羅德尼（Rodney King）的事件而臭名昭著。這個事件引起洛杉磯部分地區民眾騷亂。有人問，這些民眾怎么一下子變得不怕警察了?其實，警察有槍，又有資格代表國家權威行使暴力，怎么能不怕?只是人們對警察的積怨一下子爆發出來，平日里的“恨”和報仇的一時“痛快”，使得人們沖破了“怕”的心理障礙。

法國學者勒龐在《烏合之眾》中寫道，約束個人道德的社會機制在狂熱的群體中失去效力，“孤立的個人很清楚，孤身一人時，他不能焚燒宮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這樣做的誘惑，他也很容易抵制這種誘惑。但是在成為群體的一員時，他就意識到人數賦予他的力量，這足以讓他生出殺人劫掠的念頭，并立刻屈從于這種誘惑。”

在群體中喪失了個人利益和目標的人會變成一個“無名氏”。以個人責任為基礎的法律，對這樣的無名氏不起作用，“群體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異質性群體中間，又會因責任感的徹底消失而強化”。“無名氏”們意識到自己肯定不會受到懲罰——而且人數越多，這一點就越肯定——而且因為人多勢眾而產生了一時的力量感。形成了群體后，下層民眾擺脫了卑微無能之感，產生出殘忍、短暫而巨大的能量。

香港文化人梁文道在《為什么大家都不怕警察了?》一文中說，這幾年中國不時傳出對警方不利的消息，罪犯不像以前那么怕警察了，如果真有什么大規模群體事件，警方的人數根本占不上絕對優勢。他還提醒說，大家都不怕警察，是因為警察后面的“公權力”和“整套政府”的信任機制出了問題。

如果一般民眾服從警察的權威只是因為“怕”警察，那么即使不出現事件，警察的權威性其實也已經出現了問題。在公民社會，服從是建立在“同意”而不是“害怕”或“恐懼”之上的。“罪犯”怕警察和“民眾”怕警察是兩樁完全不同的事情，不能放在“大家”的指稱下一概而論。

民主法治社會中的人，都知道法治必須基于人民同意的道理，“對所有的人都有效的法律，須經所有人通過”。民主社會中，警察執行的是由公民立法機制通過之法，為民眾提供安全的服務。既然是這樣，民眾對警察有什么好害怕的呢?如果一個社會里的守法民眾害怕警察了，那警察后面的“公權力”和“整套政府機制”才真正出了毛病。

罪犯怕警察是另外一回事。罪犯可以是被自己的行為放逐到法治社會之外的人，如犯下殺人、強奸、搶劫罪行的人。“罪犯”也可以是被不當法律排斥到社會之外的人，如思想犯、言論犯、“違法”上訪和聚集的人們。不同“罪犯”雖然都怕警察，但理由并不相同，一個是怕懲罰，另一個是怕迫害。

警察代表的不只是公權力，而且還是某種特定性質的公權力。適度的公權力要求警察避免把群體事件中的民眾都當成懲戒和行使暴力的對象。當制度傷害民眾，執法的傷害往往比立法的傷害更為直接，民眾感覺較強烈的也總是執法的部分。

法律和法規再完善，警察也不能以此為理由行使過度的暴力。制度公正的法律和法規雖然不能完全避免警察的不當暴力，但也決不會容忍這種暴力。

（作者為加州圣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