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昌耀往事片斷
那一年是1979年，我在中文系讀大二。4月份的一個下午，我去《青海湖》編輯部找人，沒想到要找的人不在，而應該找的人就在眼前，但當時卻沒認出來，這個人就是昌耀。
此時，剛從農場歸來的他，正和我也熟悉的一位文藝界人士，交流一些故人的信息。自我一進門，他便條件反射般地，從斜倚著的藤椅中站起，似笑非笑地看著我，似乎是問我找誰，有什么事。待那位熟人給我們相互做了介紹，他又請我就座后，自己才坐了下來……那一天，謙卑瘦削的他披著一件褪了色的工裝藍羊皮大衣，讓人聯想到一種來自州縣牧區的氣息。
但我沒有想到，從此開始，我的寫作生涯竟會與他聯系在一起，并斷斷續續持續到今天，包括我為他撰寫《昌耀評傳》，以及由我編選、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的《我從白頭的巴顏喀拉走下——昌耀詩文選》。
一
我的影集中，有幾張與昌耀的合影，其中兩幅人物相同，拍攝于1983年前后的西寧人民公園。照片上共四人：中間是昌耀和他三四歲的小兒子，左側是我，右側是我在工廠時亦師亦友的文學啟蒙者、北京的“老三屆”青工老南。但為什么會是老南？
當時隨著昌耀一系列作品的發表，我像發現了新大陸般地逢人便說我的發現，但對我的說法，人們大都反應淡漠。于是我便帶著昌耀的作品，去找老南決斷。他看了后先是沉默不語，繼而神色激動地表示要見昌耀，隨后就是彼此一見如故。從此，我便與昌耀經常騎著自行車，前往老南坐落在遠郊一片田園色中的工廠；老南則不時來到市內，與我一起去找昌耀。那幾幅照片，就是這個時候拍的。拍照的相機為普通的海鷗120雙鏡頭，是我結婚時配置的時尚裝備。當天它還做了一個歷史性的奉獻：由老南掌鏡，為昌耀拍了一幅生活照。隨后，這幅照片與北京肖復興寫昌耀的一篇專訪一起，刊發在上?！段膮R月刊》上。這也是昌耀的形象首次在刊物上亮相。為此，他還專門要求編輯，署上了攝影者老南的大名。
昌耀干事情不干便罷，若干就一定要干到專業檔次。幾年后的1988年吧，他為自己配置了一部珠江S—201單反相機，并不時出入于青海省攝影家協會的采風團隊，進而使自己的大作入選攝影展。也是這部相機，曾在諸多的外省詩歌活動中，為與會的青春一族熱情效力，只是從來沒有給過我回報。
與老南相關的還有另外一件往事。這期間，昌耀問我能否找老南幫忙，為美協的木刻家左良打制一套刻刀。當年經常聽人說昌耀脾氣古怪，在文聯不好與人相處，但在我的感覺中，他只是與個別官員和個別人相處得不太痛快，而與文聯的大部分人，尤其與文聯中美協和攝影家協會的人，關系非常融洽。而我們那個工廠，有的是好鋼和精良加工工藝。老南聞訊后大包大攬，一次性地托人打制了數套刻刀，滿足了昌耀對于畫家的友情。
而昌耀與書畫家們的友誼，一直延續到他臨終之際。2000年春節的大年初一，病床上的他收到從北京寄來的一份大禮——由朱乃正抄寫昌耀的14首詩作，共計2222字，長達23幅宣紙的書法長卷。這是當年同在青?；茧y的朱乃正，在聞知昌耀病危的心潮起伏中，一次“豪舉暴施”式的創作與饋贈。昌耀在病床上一一看過這些作品后，強忍著淚水別過臉去。而在朱乃正與昌耀之間聯絡并操辦這件事情的，便是此時的青海省美協主席左良。
二
也是1983年的一天，我母親告訴我，下午她去我在單位的家，有個人在門口等我。然后有些疑惑地問，我怎么聽他說是“做鞋”的？我聽罷，當晚即騎車去昌耀家里詢問，他說是想找我一起上街，幫他挑一臺電視機。繼而告訴我，他的三個孩子每天晚上都趴在鄰居家窗外看電視，鄰居請孩子們去家里看，但他怕干擾鄰居就不許去，結果孩子們就想出了這么個辦法。想想孩子們那么可憐，干脆就下決心買一臺。于是，我們就去買了，是一臺14吋的英雄牌黑白電視機，450元左右，大約是他三個月的工資。
他的日子清苦，我是知道的，但也從未見他在待人接物上有過寒磣或局促。他一直以日常開銷上的精打細算，保持著一個詩人和家庭的自尊。
昌耀原本是一個煙癮很大的煙民，據其夫人楊尕三講，當年在農場時，她就經常通過地方供銷社的私人關系，為昌耀購買不易買到的芒果牌香煙。此后每次去他們家，我倆都會在他的書房抽煙抽得烏煙瘴氣。有一次楊尕三忍不住推門進來，一邊用手扇著鼻子一邊說道：你們在里面感覺不到，我在外屋聞著就像著火了。然后走到墻邊開大了窗子。
但1985年的一個傍晚，再去他們家時，他將書桌上的一盒香煙推過來請我抽，自己卻沒有動。接著告訴我，文聯下午傳達文件，從明天起全國香煙漲價，漲幅50%。繼而表示：我從現在起開始戒煙。我問行嗎，他則平靜地說，這無非就是一個不良嗜好，有什么戒不了的。而我聞訊后的第一反應，就是轉身下樓，先給自己囤積一批。但他告訴我：晚了，今夜全城無煙可買。從此，他就這么把煙給戒了。幾十年后的今天，當我不時抽出一根香煙在戒與不戒之間盤算時，就禁不住地想起這段往事，覺得他實在就是當今所說的那種狠人！
此事后來還成了一則新聞。一位中年詩人在《詩刊》上，撰寫了一篇呼吁改善詩人生存狀況的文章，其中就專門以昌耀戒煙為例。
在關于昌耀家庭生活的往事記憶中，另外一件大事就是他的離家出走。
1992年7月的一天，他到家里來找我，說想把一只皮箱寄存在我這里。接著告訴我，他已向法院提出了與妻子的離婚申請，擔心皮箱放在家里，會成為發泄對象。我問：皮箱里的東西重要嗎？他便打開皮箱，并拿出幾件東西專門向我展示：他的殘廢軍人證書；有關當年右派問題的申辯、平反材料；1950年代他與伯父王其梅等人通信的家書……所占空間最大的，是他已發表作品的剪貼件，整齊蓬松的厚厚一摞。
楊尕三與昌耀，是早在農場時就共度艱難時光的患難夫妻。但兩人的關系走到這個地步，卻并不是一位成名的詩人厭棄糟糠之妻的故事?！差D好自己的皮箱后，昌耀離家出走了。但偌大的省會西寧，并沒有可供他寄身的獨立空間。若干天之后，當年的志愿軍38軍戰士王昌耀，又帶著類似急行軍時簡單的鋪蓋卷和炊具，擠進了省作協的一間公用辦公室。白天，由于早已轉換成專業作家身份，因而既無辦公桌也無公事可辦的他，與別人一起“辦公”；晚上，則拉開鋪蓋卷睡在辦公室的一張長條木椅上。
一天晚飯后，兩位朋友前來我們家聊天，其中一位此后留學日本的女詩人問我，聽說昌耀老師搬到辦公室去住了，真想象不出他現在是什么樣子。于是我們就一起去看昌耀。去了之后感覺他狀態不錯，一邊笑吟吟地請我們就座，一邊找杯子張羅開水，但根本就沒有多余的水杯。我見狀連忙表示：你什么都不要忙活，我們就是來看看你。就那么聊了一陣，他感覺有些過意不去，就指著長椅菜板上的一個西紅柿提議，要不你們誰把它給吃了？啊，那是一個傳說般奇幻的瞬間，黑洞洞的文聯大樓中，一個孤零零的心臟般紅潤的西紅柿，三個影子般的人物圍繞著一位詩人。
數個月后的同年11月，經法院裁決，昌耀和楊尕三的婚姻關系正式解除。但接下來，即便這間辦公室，他也無法再住下去。因為文聯與下屬各協會，要搬遷到一幢新建的政府綜合辦公大樓里。而這幢新樓，則不允許任何人在其中過夜。就在這一狼狽關頭，攝影家協會的朋友們伸出援手，接納了省作協的昌耀，住進省攝協獨立在市區一座舊樓上的辦公室。
從此的每個夜晚，無家可歸的他不但獨自擁有一座大樓，更像受天意派遣，領有廣闊黑夜中獨自視察大街的權利。進而以“大街看守”的身份，置身于滾滾紅塵的蕓蕓眾生之中。他此后書寫的盲人、乞丐、流浪漢和底層各色人等一系列重要詩作，就是由此開始的。也就是在這間辦公室，他一直棲身到去世前夕。
三
一個在人群中隨時會被淹沒的人，一回到詩歌世界卻恍若神魂附體，道行無窮，并領有傳奇般的人望。
那還是1981年初，與當時全國性的詩歌熱潮相應，西寧地區也活躍著一大批分布在廠礦、機關和媒體的中青年詩人。由于平時見面的機會少又特別渴望交流，就由我向幾位朋友提議，組織了一個每月一次的詩歌沙龍。因為只是一群普通作者的交流，就沒有邀請任何的文聯專業人員，但昌耀卻來了，并帶來了他的那首《慈航》，征求修改意見。于是，就有人認真地提，昌耀就認真地推敲琢磨。而我的反應除了震驚，則提不出任何意見。但這似乎也讓他愉快，遂有些得意地對我指著其中的一段：你再看看這個。這是一段描述大山中的荒涼歲月，連深林中的老虎也克制不了難耐的孤獨，以致飛身擦過刺藤逃離，而寄生于虎背的群蠅，則在擦過這刺藤的瞬間，“從虎背拖出一道噼啪的火花”，且唯恐被遺棄般的，“急忙又——/追尋它們的宿主……”這個意象實在太酷烈，太不可思議。但他告訴我，這并不是夸張的想象，而是詩人梁南當年在東北森林“改造”時親眼所見，并轉述給他的。但當時名聲更大的梁南，并未能在詩作中消化得了這個奇觀，卻在昌耀筆下，轉換為這一王炸般的意象。
然而，正應了詩歌有自己命運的那一說法，越是奇跡性的作品越是難以辨認。這部史詩式的《慈航》在發表環節歷盡曲折，直到四年后的1985年輾轉到《西藏文學》時，才被編輯如獲至寶地推出，并同時配發了我的一篇評論。這也是有關這部長詩的第一篇評論。
大約從1986年開始，昌耀的詩歌為他迎來了一批知音——相繼涌上詩壇的第三代新銳詩人們。此時，正值“文化尋根”熱的勃興，前往西部的青年詩人日漸增多，而這其中的許多人，除了前往敦煌、西藏作文化“朝圣”外，就是到青海拜訪昌耀。
年齡、閱歷、地理文化背景的巨大差異，他們能看懂昌耀嗎？事實是，在現代哲學文化思潮中走得越深，藝術視野越是開闊，對昌耀的感受力也就越是豐富。其實早在1983年前后，江浙一帶的青年詩人就開始與昌耀通信，其中的一位，曾借用李白的“生不用封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表達對于昌耀的景仰。而心顏大開的他則不失酬唱雅趣地在回信中表示：中國詩壇的希望不在什么韓荊州，而在于未來的李白們。
到了1986年，四川一位先鋒詩人，在寫給我的一封信中這樣談到昌耀：“在（中國的）現代藝術一派荒涼之中，昌耀默默開辟了一條從世俗生活通往上乘詩境的曲折小路，他成了詩界的一個事實，即人們害怕承認又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我熱愛的當代詩人少得可憐，而昌耀卻是我最推崇的好漢。幾個月前，甘肅玉門的××來參加三峽詩會，我一聽說是昌耀的朋友，頓時對之熱乎起來?！贝撕?，他又專門前來青海，約上我一起去見昌耀。
也是這一年7月的一天，我因事到家里找昌耀而不遇，卻在門口遇到了兩位陌生人：時在上海某高校任教的青年詩人宋琳與他的同事。宋琳此次的西部之行，一是拜訪昌耀，并就自己此前寄給昌耀的詩作傾聽看法，其二，則是拍攝一個電教資料片。在前一站的甘肅山丹軍馬場，他們拍下了鋪天蓋地的馬群，然后來到西寧，把鏡頭對準“一人無語獨坐”的昌耀。
宋琳走后不久，又來了兩位詩人——浙江的伊甸和沈健。也許是就近的接觸和想象的反差太大，他們回去后所寫的昌耀印象記中，便有了這樣一段文字：“乍見昌耀有些失望：中等個兒，略略有些蒼白的臉盤……一套灰不溜秋的廉價西裝，一副地道的機關科員或中學化學教師模樣。昌耀？這就是王昌耀？百讀不厭的《慈航》的作者？”文章的最后這樣寫道：“再見，昌耀！再見，老師！在生活的最底層作著最韌性之嗥叫的水手！”
……
是的，這就是和光同塵的昌耀。在生活的最底層作著最韌性之嗥叫的詩人。寫到這里，我突然想到重返哈拉庫圖時，他筆下的那匹白馬。那是雨后的一盞下弦月當空升起，大地正處于萬籟俱寂時分，卻在遠山“急急踏步”的一匹白馬。然而，卻只見這匹白馬——
永遠地踏著一個同心圓，
永遠地向空鳴嘶。
永遠地向空鳴嘶。
這是一匹懷有萬里馳騁之志，卻被同心圓核心的那根橛子，牢牢控制的白馬，因而在韁繩給出的半徑長度與壯心不已之間，“永遠地向空鳴嘶”！而無論怎么看，它都像在宿命性的人世困境中，以詩歌發出靈魂絕唱的昌耀自己。宿命性的同心圓，不休的靈魂絕唱。
（來源：南方都市報）
網絡編輯：柔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