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瞬 ——文人故居中的友誼、愛，與恨

北京張自忠路寬闊平坦，除了汽車和外賣“電驢”一路呼嘯而過，這里自有內城的平和氣質。而1926年，由清陸軍部和海軍部改建的鐵獅子胡同段祺瑞執政府那三角桁架、鐵皮屋頂的西洋式主樓前，卻難見此景：是年3月18日晨8時許，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教務長林語堂接到學生劉和珍的電話，她以學生自治會名義請求教務長準許停課，因為她們要去段祺瑞執政府請愿，抗議日本軍艦炮擊天津大沽口。林語堂認為此次游行“純為對外，絕無危險，自應照準”，還叮囑她“以后凡有請停課事件，請從早接洽，以便通知教員”。

他說“以后”，是因為他絕沒料到這是他們之間的最后一次通話。

北京魯迅中學——原女子師范大學 （孟慧忠/圖）

竹籃與繩梯

在北京這個“春脖子短”的時日，以學生為主的團體請愿，衛兵開槍射擊，包括劉和珍、楊德群在內的47名青年遭到屠殺。下午二時，林語堂聽聞噩耗，同許壽裳趕赴國務院，目睹劉和珍遺容，悲痛不已。

“三一八”慘案舉國嘩然，時在北京的周作人、朱自清、凌叔華等皆有著文；剛做完手術的梁啟超在協和醫院見記者，表示“無論在任何國家，均非依法從嚴懲辦不可”，否則就是政府“自棄于人民矣”。3月21日，林語堂已作文《悼劉和珍楊德群女士》：“我們于傷心淚下之余，應以此自慰，并繼續她們的工作?？偛粦谶@亡國時期過一種糊涂生活?！敝敝羶芍芎蟮?月1日，同在女師大教書的魯迅“代表作”《紀念劉和珍君》橫空出世。

而事件發生當天，魯迅還在阜成門內宮門口西三條21號（今宮門口二條19號）家中，寫作《無花的薔薇之二》，文末注明“三月十八日。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寫”，同時讓本來也可能去參與請愿的學生許廣平幫忙謄寫文稿。3月19日，執政府頒布《臨時執政令》，通緝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皆為教育、出版界人士。一時風聲鶴唳。后來魯迅也到刑部街山本醫院、錦什坊街《莽原》社躲避。

形勢之壞，其實從魯迅所住四合院的布置中也可見一斑。1923年10月，他向齊壽山、許壽裳各借400銀元，買下阜內6間舊屋小宅院。此院往東可見妙應寺白塔，往西就是阜成門巍峨的城垣，當月他即繪制三張改建圖，1924年5月，他與朱安搬入這座自己挖水井、種刺梅、丁香與碧桃的“DIY小院”，至1926年8月之前，他在這里寫作了《華蓋集》《華蓋集續編》《野草》和《朝花夕拾》《墳》中的部分作品。

魯迅的阜成門故居在寬3米、長約400米的宮門口胡同中間，東側即今魯迅博物館。當時阜成門一帶是窮苦住宅區，居民多為體力勞動者，市政設施差，土路上鋪煤渣，風天黃沙飛舞，雨天道路泥濘，讓人想起張天翼寫北京前門外的路，“只要汽車牛般叫著過去，屁股后便是一條揚起來的灰，像是在騰云”。故居有北房三間，為魯迅起居室、魯母和朱安臥室，南房三間，為會客室、藏書室，東西廂房各兩間。前院有魯迅手植丁香，后院水井旁有刺梅，至于《秋夜》里的“一棵是棗樹，另一棵也是棗樹”，如今一棵在前院通向后院的拐角處，另一棵則在墻外了。北房中屋后面接建一不足9平方米的平頂小屋，猶如四合院長了條尾巴，即著名的“老虎尾巴”，隔北窗可見他當年所用物品：東側有三屜長桌，上擺筆硯文具、茶杯、煙缸及鐘等物；因為貧民區沒有電，桌上還有一盞高腳煤油燈，就是《秋夜》中小青蟲“又在玻璃的燈罩上撞得丁丁地響”的那盞；墻上掛有藤野先生的照片和司徒喬的速寫《五個警察一個〇》。

魯迅宮門口故居園中，兩棵白丁香為魯迅手植，白丁香后小門可以通向老虎尾巴及后院 （孟慧忠/圖）

北窗前有兩條長凳搭的一副床板，床下有一竹籃，一遇危險，他就可以裝上日用品迅速離開。不過，在兄弟周作人眼中開啟了“對知識階級的恐怖時代”的“三一八”，沒有直接促使魯迅拎上竹籃逃走；同樣沒派上用場的，還有林語堂的繩梯。

1926年4月20日，段祺瑞下臺，奉系軍閥控制北京，白色恐怖籠罩全城，林語堂、魯迅皆被列入48人通緝名單，當時林妻廖翠鳳剛在協和醫院生下二女兒（太乙），回到西北起崇內大街、東南至崇文門東順城街的船板胡同家中，發現丈夫做了一個繩梯收在閣樓里，預備危急時跳墻用，不禁大叫：“要走大家一起走！我一手抱一個，一手拖一個，怎么跳墻走？”

雖然早年練過棒球，林語堂最終只是躲在與住家只隔一條街的東交民巷法國醫院和好友林可勝醫生家，自然沒有跳墻——當年5月，他即南下廈門。

林語堂船板胡同的故居已無存。 （孟慧忠/圖）

“中國政治，詭幻神奇，為世界之冠。最近之錯綜復雜，尤極十五年之大觀。軍閥、官僚、政客胥為命運所顛倒，不知不覺中受政治的萬鈞烘爐之鍛煉，幾乎無一人不焦頭爛額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