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頓的歷史解釋“模型”

阿克頓相信歷史并非純粹的事實，而是有道德與信仰的法則貫穿于始終。不過這種史學上的道德并非只為讓“亂臣賊子懼”，而是無分善人或惡人，意在警示整個人類弱點的。他堅持認為，“問題不在于哪個具體的階級不適合統治，而是所有的階級都不適合統治”。

自法國大革命發生那一天起，便存在著褒貶之間的激烈對抗。不過對于它是一場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大變局，卻是幾乎不存爭議的，大多數爭論也正是圍繞這個共同點展開的。分析其中原因，這場開啟現代革命史的事件，誠如托克維爾所言，有著與過去的動亂迥然不同之處。它并非改朝換代那樣的周期性災變，而是裹挾著大量所謂的現代性問題，其世界觀和意識形態因素有著劃時代的意義。這使當時和后來的許多思想和政治精英認為，人類的全部歷史，似乎就包含在這場大革命所承諾的希望之中。換言之，它不是城頭變換大王旗的尋常事，而是關系到人類向何處去的大問題。

過去受單線進步史觀的影響，對于發生在二百多年前的這場大動蕩，因其標舉自由、平等、民主這些現代人極為看重的價值，大體上肯定者多而反對者寡。近些年的風向則漸趨相反了，這跟我們正在向后革命時代或執政黨時代的轉變，想必有一定的關聯。政治、社會和文化思考的需要有變，史學敘事的調子也會隨之而變，再次印證了“歷史的科學性”靠不住的老話。記錄在案的史實和文獻固然是客觀的，可是人的眼睛并非實驗室里一動不動的顯微鏡，它喜歡隨著自己的興致，在漫長的歷史畫卷前四處打量，說不定會凝神于何處。用歷史編纂學的說法，塵封的史實和文本好像仍在不停地“做著什么”，成為一個具有連續性、充滿戲劇性和“原創性”的重構過程。它會隨著時代布景——無論是歷史的還是話語的——而變化，使單一的歷史寫作成為不可能。文藝復興的意大利語人有感于此，曾把文本作者在后世的遭遇稱為他的“命運女神”（Fortuna），而法國人則稱之為“分娩”（travail），當代法國革命史大家傅勒說得更妙，把它喻為“由現代殃及古人的傳染病”。

這種現象的一個具體反映，便是近年重新思考法國革命的著作不斷出現。張芝聯等新老學者的大量文章自不待言，在專著方面，國內先有朱學勤先生那本被黃萬盛稱為“思想煉金術”的《道德理想國的覆滅》，以及由王養沖等先生主編、力求摒棄過去蘇俄史觀影響的《法國大革命史》。在翻譯文獻方面，雖然我們依然看不到泰納或梯也爾的漢譯，但畢竟已有托克維爾《舊制度和大革命》、柏克《論法國革命》、邁斯特《論法國》和傅勒《思考法國大革命》等相繼問世。當然，這其中也不可忽略阿克頓的《法國大革命講稿》。

阿克頓在1895年當上劍橋大學“欽定史學教授”后，便開設一門講授法國革命史的課。他每周下午在劍橋三一學院開講，一講就是四年（1895—1899）。其間他對講稿不時做些修改增刪，但最終還是覺得它“非常粗糙”，取消了原定的出版計劃。因此，直到他去世后的1907年，此講稿才得以問世。拜秋風先生的譯筆，我們現在可以一睹這位下筆一貫吝嗇、說歷史掌故比嚴肅的史學寫作更為出色的史家的風采了。

人們只記得阿克頓（1834-1902）的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絕對導致腐敗”，卻忘記了阿克頓對屬人的權柄本身固有的危險的提醒

事關信仰的史學觀

過去讀阿克頓時，便留下一個強烈印象。與許多現代史家有一顯著差別，他的筆端總為宗教信仰留出不可動搖的位置。他相信歷史并非純粹的事實，而是有道德與信仰的法則貫穿于始終。史學要以記述歷史真相為本分，但也是一門事關信仰的學科，必須承載起高貴的精神使命，它當以自身責任去彌補政治和法律規范的不足。它既要借助信仰以辨明善惡，又要為信仰提供經驗的佐證，以完成傳遞宗教和政治真理的職守。

這種史觀顯然是與他師承德國大史學家蘭克有關。后人常將阿克頓與蘭克加以比對，認為師徒二人一尚科學，一宗信仰，而信仰史學顯然與現代人講究科學精神不合，故后世多宗蘭克而棄阿氏。這多半是受蘭克的方法論所迷惑，并未充分注意蘭氏是承繼與創新兼而為之的。他雖為近代“科學的史學方法”的開先河者，在歷史觀念上卻依然十分傳統。他以史料的精湛運用而著稱，但其視野仍囿于權貴精英和各國間的縱橫捭闔，從不涉及對社會和經濟因素的分析。他曾分明說過，從國家的歷史中，他看到的是“上帝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