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的“窯洞大學” 原創 2021-04-24 時局 大批文化名人、青年人奔赴延安。那時,共產黨對抗戰干部的需要也尤為迫切,迅速培養這些青年, 成了培養干部最有效的途徑。已有的抗日軍政大學已不能滿足需要,急需新辦一批學校。 張聞天這樣的高級干部曾留學西方,對國外高校學科化教育更為青睞。大刀闊斧地搞專業教育,備受關注,卻也招來批評,批評者認為學校應該按照社會實際需要來辦學。 國共兩黨又出現大規模摩擦,國民政府停發了給共產黨軍隊的軍餉,并開始經濟封鎖。邊區經濟困難,來延青年人數驟減,前線又需要干部,1939年,中共中央開始有計劃地組織延安的學校向外分流發展。 (本文首發于2021年4月22日《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記者 杜茂林 南方周末實習生 周海涵 劉歡 發自:陜西延安 責任編輯:錢昊平 延河發源于陜西靖邊縣東南部白于山區,自西北向東南,繞過崇山峻嶺,流向延安,穿城而過進入寶塔區,河面漸寬。中共中央在延安時期,延河兩岸散落著多所學校,當地百姓稱它們為“窯洞大學”,除了為人所熟知的抗日軍政大學,還有陜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中國女子大學等三十多所院校,其中延安大學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所綜合性大學。簡陋的環境中,一位身材瘦削、身著灰布軍裝的教員常去那些學校講課,他是毛澤東。那一時期,年輕人不停地從四面八方涌向延安。之后,從延安各學校走出去的年輕人,又奔向各方,招生辦學。在延安大學馬列學院教授曾鹿平看來,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創造了日后新中國高等教育的“延安模式”,新中國成立后,包括中國人民大學在內的許多知名高等院校,都跟延安有直接的淵源。延安時期的陜北公學。 (石和平供圖/圖)“校舍完全不怕轟炸”延安時期的學校中,最出名的要數抗日軍政大學。抗大的前身是紅軍大學,創辦于1931年。這一年,蘇區臨時中央政府成立,設立了教育人民委員部,下設初等教育、高等教育、社會教育和藝術4個局。1933年11月,紅軍大學和蘇維埃大學軍事政治部合并,組成中國工農紅軍大學,為蘇區最高軍事學府。1934年,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工農紅軍大學改名“干部團”隨軍前行。經過長途跋涉,1935年10月,中央紅軍抵達陜北吳起鎮。當年干部團的老戰士成仿吾在回憶錄中記下這樣的情形:傍晚,司令部命令各縱隊進駐吳起鎮及附近村落后,很多人忘記了幾天行軍的疲勞,像小孩一樣,連跳帶跑,直往吳起鎮跑去?!暗?,當我們進入吳起鎮時,群眾誤以為是匪軍又來騷擾,倉皇逃避一空?!?/p>至此,中央紅軍長征結束。史料記載,當時紅軍的兵力總數只剩七千余人,較之于遵義會議時,銳減了3萬。兵力在減少,干部也銳減,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視。1935年底,瓦窯堡會議召開。會議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同時,也提出,“必須大數量地培養干部,黨要有成千上萬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戰線上去?!?/p>1936年5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要“辦一所紅軍大學來培養大批干部,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一個月后,隨軍長征的干部團組建恢復為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紅大招收的第一批學員全部來自中央紅軍和十五軍團,分為3個科。有學員38人的第一科日后“將星閃耀”,包括羅榮桓、羅瑞卿、譚政、楊成武、劉亞樓、張愛萍等。1955年軍隊授銜時,第一科學員的最低軍銜是中將。西安事變發生后,東北軍撤走。1936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平接管延安。延安革命紀念館原副館長石和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延安城當時只有民團和保安隊成員千人左右。1937年1月10日,毛澤東一行從保安(今志丹縣)動身,于1月13日抵達延安。1月19日,成立半年多的抗日紅軍大學恢復辦學,改稱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不到30歲的林彪任首任校長,45歲的劉伯承任副校長。延安市寶塔區鐘靈毓秀的鳳凰山下,仍然保留著抗大舊址。古色古香的復原校門上方書寫著“中國抗日軍政大學”的字樣,校門兩邊墻上寫著“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訓。抗大每天都要接收幾十名甚至上百名的新學員。從抗戰爆發到1938年底,先后有15000多名青年涌入抗大學習。據《解放軍報》統計,這所著名的軍事院校,走出了7位元帥、8名大將、26名上將 登錄后獲取更多權限 立即登錄 網絡編輯:思考 歡迎分享、點贊與留言。本作品的版權為南方周末或相關著作權人所有,任何第三方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