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再聊殺馬特，不要只看見他們的頭發
“殺馬特”音譯自“smart”一詞，以夸張廉價的服飾、發型著稱，曾經被標簽式地直接指代“土”和“low”?！皻ⅠR特”在大眾心中的人物畫像一般是這樣的：白天打工，在為數不過的假期里頂著夸張的頭發出門，以“炸街”的方式宣泄自己對現狀的無奈。
十年過去，社會經濟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皻ⅠR特”長大了，成熟了，消失了?！皻ⅠR特”的影子卻仍然存在于很多人的心里：壓力，單調，孤獨。
我們邀請藝術家葛宇路與導演李一凡坐下聊天。后者拍攝的《殺馬特，我愛你》引發了大眾關注。與“殺馬特”這個現象本身相比，我們更關心10年前的“殺馬特”文化與當下的年輕人有著如何的共振。
“頭發有多高，內心就有多渴望”
葛宇路：2020年年初《殺馬特，我愛你》在時代美術館放映時我就看了。當時就覺得很棒。沒想到李一凡老師會在現場直接呈現一個紀錄片。它不像一般的藝術電影那樣，得再回去找闡釋、找標簽、了解藝術家背景，它直接把你抓進去了。
我和“殺馬特”也有一些接觸，但嚴格來說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殺馬特。比如我弟弟也會弄那種發型；以前在職業學校時，有好幾個“大哥”也會將頭發弄成那樣。我甚至很羨慕，說實話，很酷，但我不敢。當時他們確實很威風，也很有面子，身邊還圍繞著很多女孩。但這些人突然從學校里消失了，我想象在某個早上學校頒布了新政策，不讓他進學校，那他肯定拒絕剃頭發，甚至起肢體沖突，然后就被退學了。后來我進了大學，自然更看不到這樣的人。
事隔多年再次勾起回憶，就是因為李一凡老師的片子。我不知道一般城市里的人怎么看。我自己感覺他們就是我身邊的人，我曾經也是他們的一分子，只不過比他們慫。
李一凡：“殺馬特”是很奇怪的一個詞。它有時候是個形容詞，比如說“這個人很殺馬特”，形容他土味、夸張；有時候又指一個人、一個家族，有時候指整個潮流。這個詞很廣義。非要去定義殺馬特，我覺得比較困難。
我拍的羅福興他們是在東莞的這一撥，和葛宇路聊的還是有區別——就是頭發有沒有立起來、立起來的夸張程度。其實外表的夸張程度跟心理的程度是呈正比。我覺得他們是心里超級渴望被關注的那種人。所以頭發有多高，內心就有多渴望。頭發沒那么高，對被關注的渴望就要低一些。我們采訪的那些小孩，他們有句話叫“頭發立起來了”。
真正的“殺馬特”在城里是看不到的。比如我們在美院也經?？匆娖嫫婀止值陌l型，但我仍然沒見過“殺馬特”那樣的。
當然，“殺馬特”也不是一天到晚都是這個發型，那些發膠一般管一天就塌了，特別牛的膠管三天。一般都是要出去“炸街”才做那些發型。比如今天哪兒有一個活動人多，他們就把頭發“刷”地立起來，出去走。這個叫“炸街”。大部分時候他們就在廠房上班。
葛宇路：對。我第一次聽到說文身和染發不能進某些單位，那時我就開始意識到這種造型上的太過于跳脫意味著會被系統拒絕。而這種拒絕從最早的文身、染發這類很明顯的符號，到后來更加細微地入侵到你的表述、言行、生活方式。
現在工廠對這個有要求，我覺得也很正常，農村也在被這種氣氛入侵。
李一凡：工廠里有很多規矩，比如說不能打耳洞、不能染發。
葛宇路：就是有無處不在的這種要一致化的要求。這個可能是根源吧。我現在在美術館上班。工作到后階段， 我打卡非常不認真，老遲到，再加上跟我的薪酬沒關系，所以慢慢地就懶散了，我那藝術家的臭毛病就來了。對美術館的同事來說，卡打漏了還得說明原因。這種制度它確保了你在系統里面大部分都是一致的。
#葛宇路在廣州扉美術館《搞搞震 冇幫襯》展覽現場。從2020年9月至2021年1月，在時間允許的情況下，葛宇路每周代替一名扉美術館員工上班。被代替的同事，有的回老家陪爸媽，有的則外出旅行，葛宇路用自己的勞動時間為他者換取假期。
我以前在一個紀錄片公司工作時，上班也打卡，也會跟薪酬掛鉤。我會刷工作時長。比如這個月上了 270個小時，我只有250個小時，我覺得好像很丟人，它其實沒有什么意義，但在那個系統里，好像時間更長，人就對公司忠誠度更高。
“何以解憂，唯有暴富”
李一凡：對我來說，我盡量做到用最小的忍耐，換取最大的自由。實際上，我沒怎么被約束。但說一點都沒有也不可能。比如當大學老師，一學期就6周課，上完就完了嘛。絕大部分時候我會比較自由。我處于一個什么狀況呢？就是我有掙50萬的能力，我只掙20萬，只花18萬。我都是一直只為自己喜歡的事工作，從來都不愿意為掙錢這種事情工作。
我們這一代跟你（指葛宇路）這代處境不同，我們出來的時候，社會是缺少人才，到處都需要我們。比我們大一倍的人，早年學那些蘇聯的東西，到改革開放后其實都不太有用。所以我們這一代是既得利益者，有什么難的呢？很容易的。
葛宇路：只能說經驗差太大了。
李一凡：對，差別很大。我們這一代人相對來說要比現在這一代人容易?，F在有些學生給我看手機賬單，說老師你看我欠200萬、你看我欠300萬——因為買房子嘛。那你人生還有什么選擇呢？你得還賬呀，就沒什么可能性了。我們那個時候房子很便宜， 或者是單位分房什么的，沒有什么壓力。所以你瞎搞吧。
其實“殺馬特”也一樣，“殺馬特”的父輩目標很明確——掙點錢回去娶媳婦、修房子、生小孩，這個目標可以實現。
現在“殺馬特” 進城后發現這些目標竟然不可能了，目標沒了。打一年工不吃不喝三四萬塊錢，一平方米都買不起，還不如花了。所以他就跟上一輩的想法不一樣。我覺得這是這一輩所有年輕人的一個共同處境，這個處境讓大家覺得特別絕望，不知道怎么辦。
“殺馬特”那年最流行的衣服上寫著“何以解憂，唯有暴富”，他打工解決不了問題，他就寄望于一夜暴富，所以也有很多人去賭。
葛宇路：對。我們來看非常不理解，他們怎么都不存錢，覺得不理性的感覺，但其實背后原因真拋出來是極度理性的。
李一凡：對。大家的共識就是錢不可能存得下來。我們這一代其實不是那么難。你們的壓力肯定比我們大。
你們父母這一代是跟我們差不多的那撥人，處在在中國改革開放變更的時代，這一代人自信無比，因為當時社會整個都是向上的，他覺得我一窮二白，現在搞成這個樣子，你還說我沒經驗？所以你們壓力大。你們一說啥，他們說“你說啥我不懂呀”你就慘了。
我們這一代人正好處于一個巨變的時候，其實是不正常的一代人?？赡苣銈冞@代人是常態，我們是變態。
“工作，關乎報酬和勞動之性價比的選擇”
葛宇路：我一個研究世界經濟的朋友說，他對比了很多國家近年來的發展，只有中國是一直在向上發展，這在世界范圍內都不對。他還說我們這一代年輕人跟其他所有地方的人都不一樣，因為我們對未來的期待跟其他人本質上是不同的。你們這一代人給我們這一代人投射了巨大的陰影。
李一凡：這個是肯定的。我們不是在一個正常的時代長大的人。
葛宇路：我現在也面臨買房的問題。但我全家碰在一起，所有辦法都想盡了，也不可能。省錢的速度還趕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在這種情況下還不如拿錢痛快地玩去。
我研究生畢業時，當時想著要進個學校，所謂當老師、有編制。后來沒搞成，一度覺得完了。甚至畢業那段時間，大家都會想是不是失去了未來，特別害怕。
后來我發現，把眼前這些東西拿開后，會發現可能性更多。我開始去做駐留，去外面做展覽。想象中這種生活成本會很高，但其實也可以非常廉價，只是條件很差，但年輕人就不用怕嘛。
我現在住燕郊，房租很低，很多人會說，你房租這么低，但是距離這么遠，你怎么去賺錢，怎么去工作？但我不用工作啊。
李一凡：花這么點錢還用工作嗎？哈哈。
葛宇路：對！人家在市區，房子1個月得花我10倍的價格，我省這么多錢就不用工作了。我從那種惡性循環里跳出來后，反而就不需要依賴那個路徑，有更多可能性。其他人就可能困在這里面，被唯一的一種價值觀塑造，越來越無法想象其他可能性，越來越束縛住自己。
我現在對于工作的理解，覺得僅僅只要考慮報酬和付出的勞動性價比如何。其他任何想法，都不必要，也是多余的。從本質上來說，如果我缺錢，我可能就不會來美術館上班，而是去送快遞。
廠房當然是很殘酷的，李一凡老師的片子里，這只手往前伸一點，手指頭就沒了。這之間的鴻溝我能感覺到。所以對于廠房的人來說，假如能來送快遞，我覺得他們肯定也都來了。只要流通性提升上去了，各行各業之間的差異可能會慢慢縮小。
在美術館替班過程中，我基本印證了這種懷疑。我一開始認真地加入他們工作的邏輯，后來發現自己很難適應。比如對于超額的加班，我會抱怨。但說完后，他們還得加班，老板還是一樣的處理方式， 因為他就是這么將公司運作起來的，不這樣的話公司可能倒閉。那我就要問自己，我是不是想要這個地方倒閉。這顯然不是我的目的。
個體的選項其實很有限，不可能搖旗吶喊，帶著大家一起鬧。只是能躲就躲，或者說用一些很柔性的方法——就是好像干，但其實又沒有干，或者說按我自己認為的方式干，或者挑我喜歡的時間段干。 你不要正面沖突，只能這樣，最后就變成一些上班摸魚技巧。
上世紀90年代初，還分白領、藍領，現在程序員一不小心也可能會“掛”了，這和在工廠一不小心受工傷的 “殺馬特”，本質上一樣?？陀^上，廠里面還是特別辛苦，這個不容否認，但最后終極的命運體驗，都是沒有保障。當然，互聯網公司說大廠的時候還是多一層優越感的意味。但從根上來說，你就不配有什么優越感，你們倆問題是一致的。
打工人本質上就是工具，主體性被去除了。所以你如果想要找回主體性，就不能依賴任何工作。很多年輕人錯位在于，在一個工作中間寄予了主體性的期待，比如他的理想、他的未來，他要實現他的價值。我想說他都不可能做到，所以還不如回到最老老實實的地方去衡量自己的收入比例，自己付出的勞動時間，這個工作跟自己的節奏配不配合，把希望寄托在其他地方。
李一凡：殺馬特群體里面最喜歡說的是打死不進工廠。但是沒辦法，還是得進。一般“打死不去工廠”兩個月，然后又進工廠， 然后又“打死不進工廠”，就在不斷地循環。他要生存。因為他的處境比這些白領還要糟糕。他不做馬上就意味著沒有吃的。他們之間互相都借錢都借很少，10塊，20塊。
葛宇路：李老師這樣講，我覺得自己現在其實不太有資格談論打工這個問題了。我有退路，我有選擇，而且我不吃這口飯。那些人沒得選，也沒有退路。我高中畢業時第一次踏上社會，人家招工，我就傻乎乎地交押金，也像片子里的 “殺馬特”那樣被騙，但核心上我們還是不一樣。
我無法想象農村人那種看待世界的方式，因為我沒有過過那種生活。我本科有個同學是農村考進來的，我們倆知識結構有非常大的差異，比如電腦卡了要怎么辦，這些問題他都不知道如何解決。對我來說這就是一個很基礎的問題。
后來有一次我們一起出去玩，他突然指著一棵樹跟我說，這棵樹你認不認識？我不認識那棵樹。但他知道那棵樹會開什么花、結什么果。他嘆口氣說，葛宇路把你扔在野外，你就死定了。我想想也蠻難過，可能他的知識豐富程度和我是一樣的，只是這些知識到了一個資本聚集的城市里就用不上了。
李一凡：失效了?；蛘呤撬荒軌蛴眠@些東西換取錢。
葛宇路：對。所以追溯起來，難道說他在農村出生就是個錯誤？這說得也太讓人絕望了。但是現實可能就是這樣。我享受著很多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便利。
李一凡：農村出生的孩子也有自己的表達。我們大部分人都覺得農民就是瞎說，但是耐心去聽，他真的有邏輯，理解到這個邏輯時，就覺得每個人都講得很好。講自己的人生有什么講不好的，大不了講慢一點、啰嗦一點。
片子中有一個人，一上來就跟我說，我以前“殺”過一個人。我嚇一跳。后來他說他在煤礦工作。我才明白，那不是經常死人嗎，有什么奇怪的？
在時代美術館放映時，有兩個來看的“殺馬特”說，“你搞這么真實，除了弄得我們這么心酸以外，不好看啊?！蹦呐挛叶妓愫芰私廪r村、很了解工人了，其實真到那個地方去聽他們一句句講細節，還是很震驚。但對他們來說， 全是日常生活。我們現在溝通的渠道是有問題的。比如“殺馬特”有一個朋友圈，你有一個朋友圈，他的信息永遠刷不到你這兒來，你朋友圈消息也永遠刷不到他那去。我們互相之間是不通的。我們在這個位置就覺得他們生活太糟糕了，其實他們覺得這就是正常生活。
教育和公共資源的分配讓這個鴻溝注定很難被填補。雖然說今天網絡有點作用，但是實際上大數據推送或是網絡霸權的鴻溝填不下來的話，我覺得距離說不定還會拉開。教育會把人的趣味、文化的定位都定得死死的，就給你推送那些東西。
總理說，中國有6億人每月收入僅僅1000元。這是非常正常的。一個打工人在外面，每天加班，一個月 4000元左右，春節那個月還拿不到。他們一般家庭結構就是一個老婆兩個孩子，不就是人均1000元？是我們覺得奇怪。
這個片子在工人區里放過，在江門放過，在惠州放過，大家的反應只有一句太心酸了，除此之外都不覺得有什么。所有反應強烈的都是白領、大學生。特別是那種自己從農村出來，從小讀書特備努力， 奮斗成為一個白領，但自己其實根本不了解農村的人，看完片子后突然想起他的表弟、堂哥、堂姐，想明白他們是什么回事。放映時，有一個女生看著看著就開始哭，她說她想起了自己表妹，這里面的人和她表妹一模一樣， 但她其實一直不知道表妹在干嘛。
網絡編輯：解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