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仕忠|我與鈴木陽一先生

初見鈴木陽一先生，我就感到十分親切，因為我們都曾經在杭州大學師從徐朔方先生學習。由于我跟隨徐先生的時間比較早，所以鈴木先生稱我為“師兄”，其實他比我大十歲，我表示不敢當，他卻認為理所當然。

日本學者通常都是十分客氣，說話委婉含蓄，禮儀周全而又界線分明。鈴木先生卻是性格直爽，甚至豪放，我十分喜歡，這更容易讓人親近，讓我只記得同門情誼，而忘記了國籍與文化的差異。

我們對徐先生有著同樣的敬佩，深感高山仰止。他說：“西溪路到黃龍公園這一段路，是世界上教育最嚴厲的大學院（研究生院）?！币驗橄壬偸羌s他在這段路上散步，同時交談學術問題，“先生對學問非常嚴格，并且沒有權威主義，尊重合理主義”，對此，我也深有同感。

徐朔方先生是戲曲、小說研究領域的大家，不過我只傳承了戲曲這一塊，鈴木先生則是從小說切入的。在中國學界，小說與戲曲的研究者似乎各自為政，交集不多，而鈴木先生到中國來參加學術會議，主要也是小說研究方面的，所以我們此前接觸的機會有限，直到我去日本訪問之后，交流才多了起來。

2001年5月，我赴日本創價大學作為期一年的訪問研究，這是我初次到日本。浙大的金健人教授正在橫浜的神奈川大學做客座教授，他是我大學同學，也是鈴木先生的好友，我根據他的建議，購置了數碼相機、掃描儀等工具，并從他那里學會了購書、復制資料的竅門。不久，另一位大學同學、漢語史專家方一新教授也以靜岡大學客座教授的身份來到橫濱，我們因為專業不同，此前交集甚少，不料能在異國他鄉相聚，令人格外喜悅。只是三位同學甫一見面，就被領到了一間會議室里，卻見一排學者端坐以待，有多位還是白發蒼蒼的前輩，我這才知道原來還有一場學術對話。因為剛到日本，初歷陣仗，兼之對交流內容毫無準備，面對那些精心準備的問題，我只能率爾作答。我能夠感覺到他們對這次交流期望甚高，但這些問題其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