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中的響箭：上海左翼文藝往事

“離別不值得悲傷?！?/p>

1929年1月18日，魯迅在上?！爸杏刑臁辈宛^為友人踐行，席間一位近視青年作陪?；氐郊液?，后者在日記中這寫下這樣的話。整整兩年后的1931年1月16日，他與魯迅會晤，帶上魯迅與北新書局所訂合同抄單，匆匆離去。又逾兩年后，在《為了忘卻的記念》中，魯迅回憶這件往事，“竟就是我們的永訣”。

這位青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左聯）盟員、作家柔石，若再想起，想必也會收回自己的話的。

1931年1月17日，包括柔石在內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成員在三馬路（今漢口路）東方旅社31號房開會；由于叛徒出賣，共有30多人以“宣傳赤化”“共產分子”等罪名被捕，1月23日被“引渡”龍華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看守所，然后就上了鐐，“開政治犯從未上鐐之紀錄”。

2月7日，已經離開住所、與妻兒到黃陸路花園莊旅店避難的魯迅，還在為營救柔石等作家捐款，而當天深夜，29歲的柔石、28歲的李偉森、胡也頻、24歲的馮鏗和僅僅22歲的殷夫，與何孟雄、林育南等18位共產黨員（另有一人名不詳）在龍華被槍殺或活埋。

魯迅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以至于他不愿去看桃花的名所龍華——“體質是弱的”、在被捕5天前（1月12日）帶著四枚新會橙與柔石同去拜訪周家的馮鏗身穿羊毛背心走向刑場；而頭與胸共中10彈的柔石，生前正著手寫長篇小說《長工阿和》。

上海左聯紀念館二層展示的柔石所用筆筒（復制品）、印章、印泥。 （孟慧忠/圖）

“國中之國”

五烈士中，魯迅最熟悉柔石，“他那時住在景云里，離我的寓所不過四五家門面，不知怎么一來，就來往起來了”。他們所居景云里在虹口橫浜路35弄，建于1925年，弄內4排三層老式石庫門建筑，具有簡潔明快的海派風格。1927年10月3日，魯許從香港來滬，8日即從愛多亞路（延安東路）長耕里共和旅館搬入三弟建人亦寓其10號的景云里，租23號，左鄰茅盾，右舍葉圣陶，4號則是首譯《共產黨宣言》的陳望道參與主辦的大江書鋪；后搬至18號、17號，23號則租給了柔石和他的小伙伴們，還常叫他們搭伙用膳。

正在與創造社、太陽社筆戰的魯迅，經由國民黨“清黨”，認為中國已經到了一個“極期”，假如還有新生的希望，應該在奮起反抗的被壓迫者身上，而中國共產黨在1928年南昌起義之后的一系列斗爭，讓他看到了人氣和希望。像他們一樣的大革命失敗后，茅盾到牯嶺養病，“經驗了動亂中國的最復雜的人生的一幕，終于感得了幻滅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執著的支配，想要以我生命力的余燼，從別方面，在這迷亂灰色的人生內發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創作了”。像他們一樣的沒有槍桿子的諸多文藝青年拿起了筆桿子，從對個人價值與人生意義的思考轉向改造國民性、實現民族救亡，進而探求構建現代民族國家的進路，而云集“造在地獄上的天堂”——上海，一如作家王德威所說：“五四以來的新文學運動，多以北方為根據地，10年以后，重心則由北而南。此時的舞臺不是別處，正是號稱‘國中之國’的上海?！?/p>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租界化繁盛時期的上海，當“小資”泛濫成常態時，“革命”就成為新的時髦，坊間都把無產階級革命當作核心話題；“革命+戀愛”的小說模式更受到追捧：太陽社成員蔣光慈成為暢銷書作家，還經常遭遇盜版，他的《野祭》《尋愛》《沖出云圍的月亮》、丁玲的《韋護》《一九三零年春上?！?、胡也頻的《到莫斯科去》、陽翰笙的《地泉》、馮鏗的《遇合》《重新起來》……寫革命者闖情關，不再關注禮教吃人，而聚焦革命與戀愛的沖突，全社會都愛看。而上海被帝國列強侵占的分裂狀態，存在很多漏洞和縫隙，更給共產黨和紅色文化提供了生存空間。

1929年6月，中共二屆六中會議在上海召開，決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文委），成效顯著；柔石的“小伙伴”魏金枝發現：“一些文學刊物……雖然它們常常只是曇花一現，但也可以在這曇花一現之中，看見一些熟人的文章，聞到一些革命的火藥氣味，從而知道在其中一定還有黨的組織在活動?！?/p>

這些能讓黨的組織活動的“縫隙”，恰在虹口?！氨彼拇?、史高脫路、竇樂安路一帶是所謂‘越界筑路’地段，也是日本人集中居住的地區，名義上是公共租界，實質上歸日本人統治，這兒很少有白人巡捕，也沒有印度‘三道頭’，當然，國民黨警察也不能在這個地區巡邏?！毕难茉凇稇袑づf夢錄》中這樣說?！澳Ф肌钡淖饨?，為左翼文化的創作、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