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商業觀，和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樣

弦高犒師圖。龐亦鵬繪。采自《東周列國故事新編》。

古老的商業文化，重視財富

商業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周易·系辭下》記載說在遙遠的神農氏時代，就出現了原始的市場，“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吧倘恕薄吧虡I”詞匯的來源，便是擅長經商的商民族，《尚書·酒誥》說商民族的人“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他們駕駛著牛車到遠方經商，賺錢孝養自己的父母。商民族的祖先首領王亥、王恒等人，也是擅長經商的，《周易》大壯、旅卦分別提到他們“喪羊于易”“喪牛于易”，趕著牛羊四處經商，遭到有易部落的襲擊而喪生。部族首領親自經商，甚至為此而死，說明商民族有重視商業活動的傳統。商代金文族徽中，有些是人背貝串的圖像，代表了以貿易為職業的氏族，以商貿為族徽，也顯示了商業具有受人尊敬的社會地位（張光直：《中國考古學論文集》，北京三聯，1999，第382頁）。商亡國后，商王畿地區的遺民仍然擅長經商，如殷遺民的聚居中心洛陽，在周代發展為重要的商業中心，《史記·貨殖列傳》說洛陽的商人“東賈齊、魯，南賈梁、楚”，遍布各地，十分活躍。在一般民間，如原商王畿的衛國，商業活動也活躍，人們熟悉的《詩經·衛風·氓》，就描寫當時衛地民間“抱布貿絲”的商業活動，而著名的儒商子貢也出生于衛，當是受到此種風俗的熏染。

孔子為殷人后裔，應當也對商業文化并不陌生，如余英時先生所說，孔子反復說“沽”，使用商人的語言，說明他對市場非常熟悉（余英時：《商業文化與中國傳統》）。和一般人想象的陳腐窮老頭形象不同，孔子本人并不敵視商業活動和富貴，他認為“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論語·述而》），富有是值得追求的，所反對的只是“不義而富且貴”，而“富而好禮”（《學而》），則是他最贊賞的模式?！妒酚洝た鬃邮兰摇分?，孔子曾笑著對愛徒顏回說：“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希望顏回能夠富有，自己來擔任其管家。這也可以解釋孔子對其愛徒子貢的態度，他將儒商子貢比喻為“瑚璉之器”這樣的宗廟寶物（《論語·公冶長》），而不是將其批評為“滿身銅臭的財主”，就很能說明原始儒學對于商業活動與財富的基本態度。

重視契約的傳統，有時甚至拯救國家

很多人認為，中國沒有契約傳統，但西周的鄭國在立國時代，便和商人們建立起一項憲法性的契約，所謂“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左傳·昭公十六年》），意思是只要你們商人不背叛國家，那么國家就保證不強買你們的商品，也不會強行索取或搶奪。你們有怎樣的巨額財富，都與國家無關。這一契約，在日后對保護鄭國商人財產權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兩百年后，勢力強大的晉國權臣韓宣子向鄭國商人索要一件玉環，鄭國執政官子產以“這不是國家府庫收藏的器物”為理由回絕了。韓宣子又用壓價的方式，向商人強行購買玉環。這時，子產搬出了兩百年前的這項契約，談到了商人與國家的約定，國家有義務保護商人的財產權，否則“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最后，韓宣子只能放棄強買的打算。

子產堅持了鄭國的古老契約，守護了商人財產，他能“養民”的德性，受到了孔子的高度評價，認為他是“惠人也”（《憲問》），“其養民也惠”（《公冶長》）。鄭國有保護商業和財產權的契約傳統，因此商人地位較高，也愿意維護國家的利益。最著名的便是弦高犒師的典故，公元前627年，鄭國商人弦高到成周去經商，在滑國遇到了要偷襲鄭國的秦軍，為了保護鄭國，他急中生智假冒鄭國使者，用自己的十二頭牛犒勞秦軍，并派人回國報信防備，秦軍認為鄭國已有準備，便放棄了偷襲計劃。

《左傳·成公三年》記載，晉國的大臣知罃在邲之戰中被楚國俘虜，有“鄭賈人”試圖將他藏在要販運的絲綿“褚”中帶走逃離，但還未行動，楚國人就將知罃放回去了。知罃想報答這位鄭國商人，商人卻說“吾無其功”，因為知罃是楚國人放的，自己沒幫上忙，便拒絕了賞賜，又到齊國去做生意。從這里也可看出，鄭國商人很講究誠信，講究無功不受祿。此外，他們經常參與國際間的政治活動，也說明社會地位不低，有一定道義和理想的觀念。顯然，只有長期生活在一個財產得到良好保護的社會，才會養成這樣的品德和趣味，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

先秦時期的儒家，有時也以商業契約的思維，來比喻和理解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