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克力 ：“左手科技 右手消費”共振新發展格局
5月8日，2021中國新消費發展論壇在海南?？陂_幕。
此次論壇由廣東省商務廳和海南省商務廳指導，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和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聯合主辦，南方周末承辦，vivo提供特別支持。
國研新經濟研究院創始院長、灣區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朱克力博士作了“科技與消費共振新格局”的主題演講。
他指出：“新經濟、新動能來源于科技力和消費力的耦合共振?？茖W技術是源頭，消費是最終呈現，兩者循環呼應、疊加形成市場應用的價值閉環，就是新經濟、新動能?！?/span>
科技和消費怎么個共振法？首先它們的共性是什么？簡單來講，二者都是花錢——科技在于投入，意味著政府、企業、機構花錢，選擇如何花好錢、如何省好錢；消費在于支出，意味著個體花錢，也是選擇如何花好錢、如何省好錢。所以科技和消費這兩樣東西有天然的共性，之間形成共振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人類歷史就是一部花錢史，一部科技和消費共振的歷史。
今天主要分享幾個關鍵詞：“一個基點”是雙循環戰略；“兩大抓手”是我演講的題目——科技和消費，左手科技、右手消費，形成雙循環背景下的共振；“三破三立”是新經濟法則；“四維整合”是新場景再造；最后是“五新驅動”，即哪些要素能夠驅動中國經濟在大的變局之下，有更好的躍遷能量。
首先來看看雙循環。從古至今中國的盛世從文景之治到貞觀之治、從開元盛世到康乾盛世，它們的歷史大家都有所了解。我想講一個大家不太了解的是宋朝盛世，可能軍事上不太強大，但是發展新經濟的動力非常強，尤其在北宋仁宗時期，當時四大發明至少有三大發明都得到了很好的商業應用，軍事和民用上都有廣泛的體現。文化上更加繁榮了，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活躍于這個時代。如果大家去翻一些史料，完全可以得出這個判斷。我想那個時代一定是歷史上最會花錢的時代，不管是朝廷還是個體老百姓，都是非常會花錢的。所以當時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從民間商人最早用，后來很快成為官府發行的法定貨幣。
現在我們到了新的歷史時期，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百年未遇之大疫情，再加上百年未圓之中國夢，這“三個百年”交織在一起，我們的外部環境確實非常復雜。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央提出“三新一高”，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可以說既非常應時，又真正著眼未來。
這里一定要強調兩點：一個基本點是國內大循環為主體，重點是擴內需、對內改革。前40年在改革開放、生產關系的調整方面，我們確實做了很大的變革，也使得中國在全球經濟當中作用越來越舉足輕重。未來我們的動力如果從國內大循環的邏輯出發，一定著眼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基本源泉是產業轉型、勞動力配置。同時我們雖然說老齡化是一個挑戰，但也帶來了相對的紅利，包括城鄉差距，需要在進一步集聚中調整，通過城鎮化、鄉村振興縮小城鄉鴻溝，釋放下沉市場的潛力——我們有兩百個地市、三千個縣城、四萬個鄉鎮，還有很大的市場需求空間有待挖掘。
但這背后的結構性問題，需要繼續通過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來調整和釋放，中央稱之為“持久戰”。國內大循環這個主體一定要非常牢靠和堅實，這是新發展格局最首要的一個基本點。
另一個基本點是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協同賦能，側重的是國際經濟循環，關鍵是穩住外需，擴大對外開放。想要獲得更加持續、更加高質量的發展，我們就得有更強的韌性、更多的動能，來抵御外部越來越巨大的不確定性。對此我們絕不可主動激化，而是要有系統性的辦法降低不確定性風險，避免脫鉤和減少對抗，同時又要持之以恒夯實內部的經濟大循環系統。這兩個基本點，構成了新發展格局內外循環的兩個滾軸。
第二個關鍵詞——兩大抓手：消費與科技。前面講到，國內大循環或者說內循環是雙循環新格局的重中之重。如果進一步理解的話，真正的內循環，是以制造為起點，到科技、投資、服務、金融、消費等整個循環體系，全方位地建構起來，從而實現我們所說的科技與消費之間的耦合共振。
對此，我把消費稱為“矛”，科技稱為“盾”。
消費是國民經濟的壓艙石，我們在穩定外部需求的同時，打通國民經濟的各個環節，包括生產、消費、分配和流通等等，這就叫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同時要看到，傳統的人口紅利正在流失，隨著老齡化、生育率的下降，可以說人口正在成為我們發展的重大瓶頸，各種傳統要素資源的不可持續性已經凸顯了。
種種跡象表明，人口本身的數量型增長堪憂，無論是增長的速度還是增長的潛力都不容樂觀。這種情況下，比生育政策調整更重要的，我想是必須開啟“第二次人口紅利”，加快發展創新驅動的新經濟，在新型發展中走出一條從傳統數量型人口紅利到新的質量型人口紅利，源源不斷釋放人力資本和人才紅利。
這個過程中，新型城鎮化、數字化智能化、新技術新產業領域，有非常大的可挖掘的潛能空間。
從消費的邏輯來看，線上線下融合創新，正在使得消費業態發生轉變，各種新的應用場景涌現，使得我們說的供應鏈整合、渠道的營銷創新帶來很多新的模式、新的服務，這對于我們推動消費升級和經濟高質量發展是有力的新動能、新力量。所以，消費是“矛”，可以在國民經濟中充當沖鋒陷陣的角色。
但是我們也需要看到科技之“盾”存在的短板。大家也非常清楚，硬核科技、關鍵領域目前還有非常多的短板，我們需要直面它，并找到真正自主可控的策略。同時，我們的產業鏈提升還有非常大的空間。兩者怎么結合？一方面是發揮傳統的產業優勢，另一方面是提升優勢產業在國際上的領先地位。
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背景下，我們怎么做？前三次工業革命我們都無一例外錯過了，第四次工業革命我們無論如何都得緊緊抓住，并且從過去的追趕走向并跑甚至領跑的高度。這對于我們來講，科技的價值在未來發展中一定要發揮更大的作用，成為經濟大循環的持續驅動器。甚至在未來經濟發展中，科技的作用能級一定是最高的。
如果說前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邏輯，調整的是生產關系，那么未來真正提升生產力或者說全要素生產率，最源頭上靠的是科技，讓科學技術真正成為第一生產力。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之下，很重要的是運用算力、算法、數據之間的融通結合，使得我們的數據滲透到產業的方方面面。只有占據科技高地，引領數字時代新經濟浪潮，我們才能夠真正實現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彎道超車。
在我們理解了科技和消費對于國民經濟循環，對于我們未來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價值之后，我們還要理解一點，新經濟、新動能的來源和邏輯究竟是什么？
如果說技術提供的力量我們稱之為科技力，那么消費提供的力量就是消費力，科技力與消費力的結合意味著什么？在經濟發展大循環中，科學技術是一個源頭，消費就是最終的呈現，兩者源源不斷循環疊加，實際上它的閉環就是新經濟、新動能。
這是一個基本邏輯——新經濟、新動能來源于科技力和消費力的耦合共振。它本質上是科技和消費循環呼應、疊加形成市場應用的價值閉環。
基于這些認知，我在2016年的時候就提出了“三破三立”的新經濟法則。這個新經濟法則對于我們撥開迷霧，理解數字經濟時代各種眼花繚亂的變化，相信會有一些幫助。而破和立的結合，實際上也在科技與消費的有機互動和耦合共振中整體實現。
破什么？“三破”首先是“破介”，打破傳統的介質，也就是去中間化，尤其是在我們說的消費互聯網時代，比如電商平臺，它提供的是一個供需對接的新體系，同時形成新的中間化，其前提是破除了原來傳統的中間商，消除了舊介質；
其次是“破界”，破除傳統的邊界，尤其在未來的產業互聯網、工業互聯網的時代，產業組織、資源和物理的邊界持續突破和重整，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去中心化；
第三是“破誡”，沖破傳統的束縛，告別陳規誡律，包括傳統理論、傳統思維、傳統規則都需要重塑。從打破傳統介質、物理邊界和陳規誡律，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產業深度融合和治理能力提升。
破的同時，立什么？“三立”就是戰略創新需“立志”，戰術創新需“立智”，制度創新需“立制”。
在“三破三立”的邏輯下還有“四維整合”。從企業視角看，核心要點是基于用戶需求和體驗，以用戶價值為中心，這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立足點和根本歸宿，要運用好公共政策、科學技術、商用模式和新的運營場景。
盡管可能由于疫情原因，企業面臨的一些需求發生了變化，但是我們也要理解一點，這些變化只是需求的形態有所改變，或者需求的落點有所轉移。過去線下多一些，疫情的原因線上的比重高了，線上線下結合的方式成為主流，場景發生了改變，包括在不同品類、不同平臺之間頻繁轉移。
運用四維整合的邏輯，更好是用好政策和技術，以及模式和場景，對用戶需求和價值持續挖掘，通過好產品和好服務持續滿足用戶的剛需。這對于挖掘內需潛力和擴大消費而言，就能變成一個永不動搖的恒量。
另外，政府也有相類似的四維整合的邏輯，它服務的用戶是企業，需要調動和運用好各個部門、科研機構、新經濟智庫和市場的力量。
未來驅動中國經濟在科技和消費同頻共振下，實現高能級的躍遷，離不開五大動力來源，我概括為以下“五新驅動”。
第一個是以新基礎設施作為運行基礎。因為我們發展數字經濟、智能經濟等新經濟形態，首先是數字化、智能化的基礎設施大規模布局和落地，今天中國移動和聯通等代表也來參會了，他們在新基建的鋪設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個是以新生產要素作為內在源泉。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了數據成為新的生產要素，那么除了數據之外，人力資本、技術要素，也包括文化創意要素，在未來經濟發展當中會發揮更大的內生作用。必須重視和激活新的生產要素，不管是數據還是信息、人才、技術、文化，使之融通創新是至關重要的。
第三個是以新市場主體作為有生力量。科技和消費要共振發展，離不開上億市場主體，千千萬萬的企業，要靠大家一起激發市場活力。從去年到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都把各項政策著眼于服務好企業、發揮市場主體新動能放到很高的位置。
第四個是以新協作方式作為組織形態。現在我們都知道，在新經濟時代，傳統的協作方式已經制約了人與人之間的合作，未來或者現在的合伙制、合弄制越來越普及，同時企業之間運用互聯網、大數據平臺大規模協作，甚至包括人機之間的協作，正在一天天走向主流化。
第五個是以新治理體系作為長效支撐。不管是從微觀的企業治理來講，還是政府的現代治理體系來講，任何一個企業、一個社會、一個經濟體要長足發展都離不開它的支撐和保障。
因此，新基礎設施、新生產要素、新市場主體、新協作方式、新治理體系“五新”驅動、協同發力，是構筑新經濟生態系統的五大源泉。以上就是我提出的“三破三立”“五新驅動”的基本模型。
在消費和科技共振的原理下，來理解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許多人問我：朱院長，新經濟究竟是什么？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真正的新經濟，背后一定是新價值，而不是林林總總紛繁復雜的各種以新之名實則套利的所謂新現象。這點非常重要，是首先必須厘清的，我們已經見證了打著互聯網+創新旗號的P2P新金融在一夜之間幻滅。今天一定要回歸到新價值的邏輯上發展我們的新經濟，壯大我們的新動能，讓中國經濟變得更加高質量、更加可持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