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罪史”如何封存？
（本文首發于2021年5月20日《南方周末》）
責任編輯：錢昊平 助理編輯 溫翠玲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多位政協委員、人大代表提出提案和建議，希望能夠建立輕罪前科封存甚至消滅制度。也就是說，在符合條件的情況下，把受過刑事處罰之人的犯罪記錄予以封存，甚至清除，以去掉他們的“罪犯標簽”，幫助他們重返社會。
早在9年前，中國已經開始實施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實施以來，許多未成年犯從中受益，更好地回歸了社會。然而，由于規定過于籠統，缺乏可操作性，導致一系列相關法律規定的“空轉”，未成年人犯罪封存制度的實際效果距離立法預期還有一定差距。
2018年3月27日上午，廣東省未成年犯管教所舉行了一場未成年犯“內視觀想”體驗分享會。家屬隔簾體驗少年犯內視觀想活動。
3年之后，談及未成年人犯罪記錄的封存，宋英輝仍覺得“運行多年，實務部門的顧慮仍然存在”。
宋英輝是北京師范大學少年司法與法治研究中心主任。2018年，他的團隊受聘于最高檢第九檢察廳，奔赴東中西部4個省份，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調研評估，其中一項涉及2013-2017年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實施情況。
這是一項連許多基層民警都不清楚的制度。盡管2012年，它就被寫進了刑訴法：對犯罪時未滿18周歲、被判處5年有期徒刑以下的未成年人，其犯罪記錄應當封存。
官方宣傳中，這項制度的實施對未成年人重新回歸社會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爭議也從未離開。爭議大到封存會不會助長未成年人犯罪，小到市民會不會接受一個有犯罪記錄的給他送外賣。
2021年4月底，最高檢部署開展為期20個月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律監督專項行動，明確把“未依法規范對犯罪記錄進行封存”作為專項行動需要解決的重點突出問題。
“希望這次專項行動能帶來更為實質性的進步?！彼斡⑤x對此抱有期待。
“地方割據”
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的實踐與引爆輿情的“甕安事件”密切相關。
2008年6月，貴州甕安縣三中女生李某的非正常死亡引發全縣震動，爾后爆發了震動全國的“6·28”群體性事件。大量未成年人參與了此次事件，被公安機關傳喚調查的青少年就有259名，最終被依法處理的未成年人共有96名。
有“違法犯罪記錄”的96人，回歸社會后怎么辦？之前，國內已有零星嘗試。經過調研和專家論證后，貴州決定在甕安縣試行未成年人違法和輕罪記錄消除制度，制定了《關于對“6·28”事件涉案未成年人違法及輕罪犯罪記錄消除的指導意見》等規范性文件。
在甕安實踐的基礎上，2010年，貴州省人大通過修訂《貴州省未成年人保護條例》，第一次為探索該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據。
2012年，“修改后的刑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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