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李大釗，發現陳獨秀：海外紅色影像“獵人”

1922年11月，中共早期領導人在莫斯科留下的珍貴影像。（上海音像資料館授權南方周末）

1924年9月22日，莫斯科大劇院的舞臺上，一個自稱為“秦華”的中年男子，做了一段七百余字的演講。

秦華有一張東方面孔，國字臉微胖，八字胡又濃又密，眼鏡架在挺拔的鼻梁上。演講到激動處，仿佛要掙脫什么似的，他將拳頭揮舞到半空，眉心緊鎖。

九十多年后的人們，能輕易辨認出他的真實身份——李大釗這個名字，連同他的八字胡一起，是中國人再熟悉不過的歷史記憶。這段短短幾秒鐘的畫面，則是他留給后世的唯一影像。

2021年4月，李大釗的影像經“央視頻”微博發布，點擊量高達1600多萬。事實上，除了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劉仁靜等在中國近代史上閃耀過的人物，并非一直在歷史的白紙黑字中。留存的影像資料使他們得以闖入現代生活。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海外影像尋檔工作，因199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玉貞發現李大釗的影像開始受關注。十年后，長期在海外尋找共產國際早期檔案的李玉貞，又在莫斯科發現陳獨秀影像的線索。

歷史影像的挖掘、尋找和研究是環環接力的賽跑，上海音像資料館黨總支書記樂建強將之比作“歷史的偵探”，研究員習慣以幀為單位，截取影像中那些演講者、低語者、歡呼者，模糊的街道，一閃而過的影子。他們把年譜、回憶錄、會議名單當做已經揭曉的謎底，進行漫長的考證，試圖破解鏡頭里的秘密，找回影像中人被時間遺忘的名字。

2021年4月23日，中國國家話劇院內，學生們正在彩排話劇《父親李大釗》（青少年版）。 （IC photo/圖）

用兩瓶啤酒“找回”李大釗

1924年，共產黨人的事業接連受挫。1月，列寧與世長辭。5月，春意尚未消散，肅殺之氣如影隨形，北洋政府發出對李大釗等人的“海捕文書”。21日張國燾被捕，擔負著國共兩黨在北方實際領導工作的李大釗，被迫逃入河北五峰山。

6月上旬，李大釗的同學于樹德送來一份通知，想委派李大釗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首席代表，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

李大釗喬裝為行莊的生意人，從河北匆匆返回北京，此后經哈爾濱，從滿洲里出國赴蘇。半個月后，李大釗出現在有“共產國際招待所”之稱的莫斯科柳克斯（俄語意為“豪華”）旅館，住在三樓的他，除了列席共產國際相關會議、為國際報刊撰文外，甚至還擠出時間學習俄語。

“尋找李大釗”，源于1999年，李大釗誕辰110周年，中央電視臺計劃播出文獻紀錄片《李大釗》。當時35歲的閆東被任命為導演后，才意識到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擺在他面前的，僅有20幅李大釗的照片。

也是在上世紀90年代，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影像研究中心副主任吳瓊意識到，中國歷史影像學系統的挖掘和研究一片空白，“需要有專門的人去做”。

圖片顯然難以滿足紀錄片的拍攝要求，閆東先后訪談十幾位專家學者，希望能拼湊出李大釗的生活碎片。

一次采訪結束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玉貞隨口提及，李大釗參加過1924年6月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可能存有影像”。閆東遂囑托正準備前往莫斯科的檔案館查找資料的李玉貞，“順道把李大釗的資料也捎回來一些”。

彼時，不少由蘇聯官方保存的檔案陸續解禁，大批學者從全球各地飛往莫斯科，手里緊緊攥著護照和介紹信，在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門口排起了長龍，“每個人都搶著去查閱，簡直是世界大戰”。

那些獲許進入資料室的學者，只能手抄或用筆記本電腦打字，把查到的資料摘錄下來，辦完手續的李玉貞小心翼翼地進入檔案的迷宮，迷宮里，“全都是‘刷、刷、刷’翻檔案的聲音”。

離李大釗誕辰的10月29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