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口破千萬了，

全國人口增長放緩，而大城市吸引力不減。

截至5月28日公布的省市"七普"數據顯示，2020年常住人口超過1000萬的大城市數量已達18個。這18個大城市人口合計達2.75億，約占全國人口的19.5%。

10年間，18個大城市的人口增加了5000多萬人。與之對比，全國人口增加7206萬人。

對比“六普”數據，過去十年間，新加入“千萬人口俱樂部”的城市包括西安、鄭州、武漢、杭州、東莞、青島和長沙；河南南陽、河北保定等昔日人口大市則退出該“俱樂部”。

對晉級者來說，越來越多人口顯示出城市的聚集度和影響力。但具體到一個個人，則考驗城市的治理能力，特別是公共資源的配置。

歸根結底，各大城市需尊重人口流動規律，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

中部省會人口格局生變

7個“千萬人口俱樂部”的新成員中，5個是省會城市。

分析5個城市的10年人口變化，最明顯的關鍵詞為“趕超”。

如今，長沙、鄭州等城市已成為“強省會”的代名詞。但2010年，從人口首位度來看，它們算不上“強省會”。

2010年，長沙的人口數量在湖南只排第三。從“六普”的704萬到“七普”的1004.8萬，長沙人口趕超衡陽和邵陽，10年增長300萬。

鄭州同樣實現了反超。這座城市不僅超越南陽成為河南省內第一人口大市，而且還超過武漢成為人口最多的中部省會城市。

杭州超過溫州，成為浙江首個千萬人口城市，人口增量位居長三角主要城市第一。

西安，這座西北最大的城市，則繼續保持較高的人口首位度。

10年間西安增加了448.5萬人，增量為北方大城市第一，52.97%的人口增幅則僅次于深圳。與之對比，陜西人口第二大市渭南，人口比重下滑2.3個百分點。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武漢身上。從“六普”到“七普”，武漢人口占湖北省的比重從17.10%增至21.34%。而人口位于湖北省內第二梯隊的襄陽、荊州和黃岡等三座城市，人口比重均下降。

“七普”人口數據，鞏固了西安、武漢、長沙等地的“強省會”地位。

剩下的2位新成員，青島是繼臨沂后山東省內第二個千萬人口城市。作為經濟強市、“萬億GDP俱樂部”成員，青島加入“千萬人口俱樂部”是必然，只是時間早晚問題。

東莞則是蘇州、臨沂后，第三個千萬人口的地級市。

有增有減，7個大城市進入“千萬人口俱樂部”的同時，有兩座城市遺憾退出。

河南南陽，豫陜鄂的區域性中心城市，曾為河南第一人口大市。10年間，南陽人口減少了54.99萬人。作為傳統勞務輸出大市，南陽外出人口規模大，而且是以青壯年勞動力為主?！捌咂铡睌祿@示，南陽適齡勞動人口下降快于河南全省。

而河北保定人口未能突破千萬，主要因為行政區劃調整。2017年，雄安新區設立，包括原保定雄縣、容城縣、安新縣三縣及周邊部分地區。2020年，保定人口為924萬，僅次于石家莊、邯鄲；雄安新區人口為120.5萬。

人隨產業走

為什么新增的千萬人口城市是這7座城市？

最直觀的原因是這些城市對勞動人口吸引力巨大?！捌咂铡睌祿@示，7座城市15-59歲人口的占比，均是所在省份最高的。

大城市具備更好的就業機會和公共服務，吸引著五湖四海的人們紛至沓來。這7座千萬人口城市的崛起，再次驗證“人隨產業走”這一人口遷移的基本邏輯。

以杭州為例，杭州的人口變動，背后是浙江民營經濟地理版圖的變化。

2008年以來，杭州借助迅速發展的信息服務業，與當時浙江小商品為主的產業結構協同，成為浙江民營經濟的主陣地。緊接著，這座城市順理成章地發展數字經濟及相關配套產業。

最終，在城市競爭激烈的長三角地區，杭州實現了三百多萬的人口增長。

目前仍在經濟上保有“北方第三城”地位的青島，營商環境、獨角獸企業數量在北方城市中名列前位。

不過，比起杭州，青島在民營經濟、發展新業態等方面仍有差距。昔日青島人口與杭州差不多，到“七普”卻比杭州少了180多萬。

長沙則依靠文娛和制造業兩張牌。與時俱進的文娛行業和積淀深厚的制造業，是長沙展示城市形象、吸引人口的兩張名片；再加上比同類城市更友好的房價、豐富的教育醫療資源、生活而不是生存的城市氛圍，讓長沙吸納省內人口的同時，也吸引了江西、廣西等周邊省份的部分人口。

2010年到2020年是鄭州經濟狂飆的十年。

2011年，富士康在鄭州建成投產，帶起鄭州外貿、航空貨運量，乃至河南外貿進出口的突飛猛進；2016年，鄭州晉升“國家中心城市”，交通樞紐地位也得到鞏固；2018年，鄭州GDP突破萬億元。

如今，鄭州已形成了電子信息、汽車、裝備制造、新興材料、現代食品與加工6個超千億的產業集群。

東莞則擺脫“世界工廠”的包袱，擁抱華為、OPPO、宇龍科技和大疆創新等高新技術企業，以松山湖為新起點，向創新驅動發展的高地進發。產業的轉型升級，維持住了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讓東莞成為廣東省第三座千萬人口城市。

2016年前后掀起的“人才新政潮”，也導致人口流向這些大城市。

長沙、杭州等地的人口增長，在這個時間點開始加速。

西安是“人才新政潮”中最為高調、力度最大的城市之一。這座陜西乃至整個大西北最大的城市，隨著落戶政策和人才政策的實施，進一步提升了自身的吸引力。

這導致西安吸引的人口不僅僅來自陜西省。通過百度遷移數據可知，流入西安的還有甘肅、青海等西北省份以及山西、河南等省份的人口。

武漢“百萬大學生留漢”的口號曾引發熱議。2017年初，武漢提出力爭“5年留下100萬大學生”。據武漢市委組織部人才處統計，截至2019年10月，大學生留漢人數已超100萬。武漢提前兩年完成了目標。

人來了，然后呢？

千萬人口的突破，彰顯城市活力和影響力。規模龐大的人口，是城市發展的動力，為城市帶來了創新與思想。

但興奮之余，有幾個隱憂值得重視。

首先，常住人口突破1000萬不等于超大城市，超大城市的標準為城區人口超過1000萬。

根據住建部公布的《2019年城市建設統計年鑒》，城區人口超1000萬的超大城市有上海、北京、重慶、廣州、深圳、天津。

東莞、武漢、成都、杭州、鄭州、西安、青島為城區人口在500-1000萬之間的特大城市。

哈爾濱、長沙、蘇州、石家莊則為城區人口在300-500萬之間的I型大城市。

其中的差異說明，部分千萬人口城市的城區聚集能力和對外輻射能力較弱，城鎮化水平有待提高。

更為實際的問題還在于，由城區人口衡量的城市規模評級，直接與地鐵申報、戶籍管理等制度掛鉤。

例如，泉州人民盼望多年的地鐵未能修建，主要原因就是泉州城區人口不足300萬，不滿足地鐵建設申報的條件。

其次，城市主政者欣喜于人口流入和規模擴張之時，往往容易忽略公共服務供給。這可謂是不少千萬人口城市面臨的揪心問題。

勞動力是各大城市爭相搶奪的對象，特別是其中的高素質人才。為吸引人才，地方政府紛紛拿出住房、教育、醫療等各類補貼和優惠政策。

然而，對更為廣大的普通勞動者，對于那些評不上“人才”稱號的勞動者，卻未能配置相應的公共資源。

在許多城市，教育、醫療、就業創業養老等領域的公共服務，只考慮戶籍人口，而不考慮非戶籍的常住人口。

比如，在城市居住或就業多年的外來人口，其子女卻不能在當地入學，或者到高中就必須回原籍學習。另一邊，卻是大城市戶籍人口生育意愿降低，少子化現象愈發嚴重。

南方周末城市（區域）研究中心2020年發布的《理想之城榜2020》報告就顯示，部分城市有好大學和好醫院，但平攤到城市里的每個人身上，就不夠用了。

雖然大城市人口紅利仍在增加，但在全國人口紅利減少的大背景下，城市再也不能像從前那樣短視，只看重勞動力的勞動而不考慮其生活。這既不符合人口流動和城市發展的規律，也違背當前“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原則。

2021年國家發改委印發的《2021年新型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就提出，推動城鎮基本公共服務覆蓋未落戶常住人口。

以教育為例，任務包括增加學位和教師編制，并考慮到了學前教育。具體為鼓勵在人口集中流入城市擴大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校學位供給，優化事業編制調配、增加教師編制數量。支持有條件地區將未落戶常住人口納入普惠性學前教育保障范圍。

提高公共服務，必然涉及相應的財政支出。因此，各大城市應盡早規劃、增加公共服務供給及相關基礎設施。

而對常住人口在往年抽樣調查中被低估的城市如西安，實際人口增速快于此前規劃的城市如深圳，實際管理人口大于常住人口的城市如東莞，公共資源的配置更為迫切。

再則，此次“七普”數據還顯示流動人口數量也超出此前預期，達3.76億。頻繁的人口流動，相應的公共政策卻未能匹配。

這幾年，落戶門檻降低似乎已成趨勢。僅2020年12月，就有廣州、無錫、青島、福州、蘇州等地發布更為寬松的落戶政策。

細數這些政策，廣州將人口導流至郊區；青島跟上鄭州、西安等城市的腳步，松綁戶籍政策；蘇州則提出，積分落戶與南京實現社保、居住年限互認。

這并不是終點。對于特大城市來說，可放寬郊區落戶限制，并與城市群和都市圈內其它城市開展社保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累計互認。

實行積分落戶政策的城市，確保社保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數占主要比例，不對學歷、技能等其它條件過多限制。

可視化設計 黃思毅

參考資料：

專訪倪鵬飛：城市增加公共服務的錢從哪里來？可以將土地和人口掛鉤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5242620.html

中國的民營經濟與區域經濟發展

https://www.journal.sdu.edu.cn/info/1030/1175.htm

陸銘：從七普的人口變遷，看城市發展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1351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