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荊生”，兼及運動之術

林紓的《荊生》和《妖夢》兩個短篇都是打擊五四時期新派人物的文字，這一點是沒有疑義的?！肚G生》的名氣更大一些，據說它是林紓敦促軍閥干涉北京大學內政的見證，于是成了作者身上擦拭不掉的污點。這觀點如此流行，是一次毀譽運動的勝利。楊絳先生在《事實—故事—真實》一文中說，“霍姆士（美國散文家）只顧慮到寫小說會暴露自己的秘密。但是，寫小說的人還得為他虛構的故事蒙受不白之冤，這一點，霍姆士卻沒有想到。”林紓為《荊生》蒙冤已近九十年了，各種新文學史的作者是否愿意還他清白，還是未知之數。

荊生“教訓”陳獨秀、胡適

《荊生》的篇幅只有兩頁，約一千二百字，最初發表于上?！缎律陥蟆返?ldquo;蠡叟叢談”欄（1919年2月17日至18日）。這則故事現在不容易讀到，先介紹一下概要：

主人公荊生，“漢中南鄭人，薄游京師，下榻陶然亭之西廂，書一簏，銅簡一具，重十八斤，懸之壁間”。“簡”是鞭類兵器，與“锏”字通用，可見荊生既喜讀書，還好習武，有氣力。作者稱他是“須眉偉然”的“健男子”、“偉丈夫”。故事發生在辛亥五月某日，新從美洲留學歸來的皖人田其美、浙人金心異和籍貫不明的狄莫相約到陶然亭游，在荊生居室隔壁“溫酒陳肴，坐而笑語”。三人談得興起，惡詆前賢，力掊孔子。荊生聽到這些無所顧忌的言論，破壁而入，既動口又動手，把他們教訓一通。三人鼠竄下山，荊生在危闌上“拊簡而俯視，作獰笑”。那三位主張廢漢字、滅倫常的少年，分別指陳獨秀、錢玄同和胡適，名字都對得上，這是學界共識。荊生是誰？“荊生”被指為徐樹錚

《荊生》見報后不久，陳獨秀即在《每周評論》予以轉載，并寫了編者按語，把鼓吹文學革命者扮成受迫害者，稱“有人想借武人政治的威權來禁壓”，這篇小說就是“代表這種武力壓制的政策的”。荊生從此被闡釋為武人政權或軍閥的化身，而小說作者就被斥為專抱“偉丈夫”大腿的小人，“現在的屠殺者”。在諸種對林紓的責難中，最為著名的是周作人作于上世紀60年代的《知堂回想錄》中的一段文字。周作人晚年境遇不順，政治立場卻正確得驚人。他斷言，“荊生乃是暗指徐樹錚”，然后又寫道：“林琴南的小說并不只是謾罵，還包含著惡意的恐嚇，想假借外來的力量，摧毀異己的思想，而且文人筆下輒含殺機，動不動便云宜正兩觀之誅，或曰寢皮食肉，……幸而軍閥還比較文人高明，他們忙于自己的政治爭奪，不想就來干涉文化，所以幸得茍安無事，而這場風波終于成為一場筆墨官司而完結了。”難道是周作人不想干犯時諱而作違心之論嗎？不然。他作為《新青年》麾下的干將，新文學運動一開始，就發表過不少對林紓很不厚道的言論?！肚G生》發表近半個世紀后,他又來總結性地貶損這位翻譯家、古文家的人格。

為什么“荊生”就是段祺瑞的股肱徐樹錚呢？周策縱在《五四運動史》中轉錄《荊生》一文后加上一注：“荊生影射徐樹錚將軍，因為荊、徐是古代密切的兩州。”一部史學著作如此放心地沿用1919年新人物的舊說，實在有欠謹慎。這一解釋的“版權”屬于錢玄同，背后的學問和謀略都深，可惜是蔡元培《石頭記索隱》（商務1917年出版）式的牽強附會。為什么荊生不是姓楚（荊楚）、吳（荊吳）乃至韓（荊州）、王（荊公）呢？

“荊生”究竟是誰？

張俊才先生早在寫作于上世紀80年代的《林紓評傳》中就指出，新文化陣營故意將荊生附會為徐樹錚，實際上“荊生”諧音為“經生”，只是“理想化的衛道英雄的化身”。把這一思路再往前推進一步，我們會發現，“荊生”身上有些痕跡指向作者虛構的另一個自我。

《荊生》中有一些細節與林紓本人的生活經歷呼應。如：林紓1901年從杭州來京，長期住宣南春覺齋，離陶然亭不遠；從他晚年多張照片上看，他是蓄須的；他年輕時習武，在當地還頗有名聲；荊生為孔子辯護，稱他為與時俱進的圣人（“時中之圣”），林紓在致蔡元培信（發表于1919年3月18日 《公言報》，又是一份罪證?。┥嫌猛瑯拥恼Z言反駁對孔子的非難。林紓的《技擊余聞》記載了很多民間武林高手的故事，其中《方先生》一文講的是他師傅方世培的事跡。方為福清茶山人，練習拳技與武術二十余年，“恒教其子弟舞青銅簡及鐵盾”?？梢娏旨傇氥~簡，即荊生隨身攜帶的兵器。文末林紓交待，“先生所贈余長劍，曾鐫名藏之家。”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