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歷史要回我們的孔子
■中國需要文藝復興嗎？
編者按：文藝復興的話題進行得越來越精彩，它的價值首先在于讓顯得狂妄的現代人警覺到傳統、古典中蘊涵著古老然而生命力旺盛的東西，正是對它們的復興和承繼，人性得以覺醒，制度得以演進。個人和制度在傳統中得到確立，而從傳統中確立自由與尊嚴的又是作為自己和制度演進者的人本身。這本是調和、健康的過程。但歷史似乎常常不按最好的方式行進。本期薛涌先生引入西方學界對中世紀最新的研究成果，重新檢省百年來我們的啟蒙思路，提出孔子及其原始儒學是可以與現代接榫、值得復興的資源。顛覆性不可謂不大，但其所論是否有據，是否可以提供有益的參考，歡迎讀者回應、批評。
復興中國的文化，有兩個重要的側面：一是全面解析中國的傳統，一是吸收外來的特別是西方的文化。如何使中西這兩大文化傳統匯流，是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一直未能回應的挑戰。
我講中國的文化復興，而不講劉軍寧先生提出的“文藝復興”，是覺得他這種提法容易引起誤解。第一，所謂“文藝復興”，是他借用的西方概念。用他的話來說，那就是“14世紀起源于意大利并擴散到整個西方的一場空前而持久的新文化運動”，“是歐洲歷史上乃至影響到全人類的一次人文主義思想解放運動”，“擊碎了由來已久的精神枷鎖，塑造并普及了關于個人的尊嚴與價值的觀念”。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他還是把“文藝復興”解釋為走出中世紀，把和中世紀的決裂看成西方現代性的起源。第二，談“復興”，就不得不談傳統。我們究竟復興什么？對這個問題，他除了重復“今天的中國既可以內引自身的傳統資源，也可以外聯西方的人文遺產”這樣的口號外，沒有對傳統提出任何新的解釋，更沒有構想中西傳統如何匯流的具體圖景。
以上兩點，也正構成了本文的使命。首先，我將厘清由所謂“文藝復興”的概念所帶來的對西方現代性的誤解。近幾十年來，學術界已經認識到，西方的現代性不是建立在和中世紀進行“文藝復興”式的決裂的基礎上。恰恰相反，中世紀為現代民主社會提供了一個基本的憲政框架，比起“文藝復興”所帶來的理念來恐怕要重要得多。像英國的《大憲章》和其他國家類似的一些憲政文獻，都是對中世紀傳統的總結。以英國為代表的那些能最好地保存這種中世紀精神的國家，在進入現代社會后大都比較順利地發展出成熟的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也成功地“崛起”為大國。相反，背離了中世紀精神的國家，往往在現代化和民主憲政的道路上多有坎坷。另外，孔子所信奉的周代的禮教制度，也就是中國上古的封建傳統，和歐洲中世紀的制度精神有深刻的相通之處。理解歐洲的中世紀，和解釋中國上古的政治文化精神有相得益彰之效。理解這一點，也是超越 “中體西用”或“全盤西化”等等現代中國知識傳統，使中西文化匯流的關鍵。
歐洲中世紀的精神
所謂中世紀的制度安排，是建筑在分權的現實基礎上的權力分享和權利保障的封建制度
劉軍寧先生所謂的“歐洲文藝復興的最根本原因是發達的商業，即市場經濟的萌芽”，是對歷史的誤解。要知道，歐洲從10世紀發展到到13世紀，確實有相當的商業繁榮。這種繁榮，大部分是建立在中世紀制度和人口不斷增長的基礎上?！拔乃噺团d”所發生的14世紀，正是黑死病和饑荒不斷來臨，人口大幅度下降，商業急劇衰落的時代。(參見Abu－Lughod，43－131，North，19－89.)要從商業發展中直接導出“文藝復興”的結論，實在非常勉強。其實，市場經濟并不新鮮。在世界許多地區都很發達。但是，市場經濟只有在憲政的框架中才能發展成為現代的自由經濟和民主制度。歐洲的得天獨厚之處，正在于其中世紀的制度安排為這樣的憲政體系奠定了基礎。
所謂中世紀的制度安排，是建筑在分權的現實基礎上的權力分享和權利保障的封建制度。其構成的根基是自愿和共識。把這種自愿和共識精神進行憲政總結的，就是《大憲章》等一系列法律文件。
在羅馬帝國崩解之后，歐洲沒有一個中央權力為社會提供基本的秩序。社會只好自己組織起來求生。所謂領主，最初不過是這種亂局中的“地頭蛇”甚至土匪。
他拉起一小支武裝力量，圈出一塊地來作為自己的莊園，為追隨者提供基本的保護。投靠他的騎士，從他那里得到一塊土地或人身保護，同時許諾每年定期或者在緊急情況下為他效力。投靠他的農民或農奴，身家財產也得到了保護，作為交換，許諾每天為他提供一定的勞役(40天是比較普遍的勞役數量)。當然，小小領主并無力抵御大規模的武力騷擾。于是，他又向更大的武裝首領效忠，承諾為之提供軍事服務和一定的供品，換來對方的武力保護。這樣一層層效忠上去，到最高一層就是國王。
可以看出，在這一制度安排的每一個權力和權利鏈條中，都滲透著自愿和互益的精神。上對下有著有限的、受到約束的權力；下對上則享有基本的、受到習俗保護的權利。這種契約式的關系，常常還通過一些傳統形式不斷“續約”，以保持其有效性。后來，歐洲歷史發生了一系列劇烈變化，比如12、 13世紀以獨立工商城市為核心的“商業革命”，16、17世紀的“軍事革命”，16到18世紀的“農業革命”，當然還有18、19世紀的“工業革命”。這些革命，都不斷挑戰了中世紀的制度安排。但在我看來，值得注意的不是什么中世紀被這些革命所橫掃，使西方進入了現代，而是下列兩點：一、中世紀的一些制度安排，保證了這些“革命”結出有益的果實；二、中世紀的制度安排正是因為在某些層面頂住這些革命的沖擊，才能夠為現代的市場經濟和自由民主制度提供一個憲政框架。
舉例而言，12、13世紀的商業革命，給中世紀的制度安排帶來了巨大沖擊。市場的發展使經濟日益貨幣化。同時，人口的增長帶來土地資源的緊缺，使勞動力的價值下降，物價普遍上漲，土地的價值提高。對擁有土地的領主來說，農民和農奴所提供的勞役不斷貶值，逼著領主不斷把這種勞役轉化為實物和貨幣形式的義務。同時，貨幣化的經濟，也改變了封臣騎士和其國王或諸侯的關系。國王或諸侯可以用自己收上來的實物和貨幣招募雇傭兵。這一傾向，到了 15世紀后演化成了“軍事革命”：由一個中央權力統一調動、裝備和供應的職業軍隊，取代了由分散的、自我武裝的騎士們組織的封建軍隊。這一革命，強化了歐洲軍隊的戰斗力，同時刺激了以供應職業軍隊為目的的中央財政體系的生成，加強了國王的權力，打破了中世紀制度安排對權力壟斷的限制。
但是，在一些地區，貴族們成功地抵制了這種王權擴張。比如，13世紀的《大憲章》，就是英格蘭貴族不堪王權擴張和國王以支付軍事開支為借口對他們無休止的經濟收奪 (許多是超出傳統封建義務的貨幣支付)，于是以武力為要挾，逼著國王接受他們對中世紀國王與貴族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的解釋：在治國的大事上必須聽取由貴族代表組成的委員會的咨詢和建議；政治過程要遵守合法程序(dueprocess)，不經過這個委員會的同意，不得法外收稅。這一文獻，最后成為英國憲政的基礎。在16、17世紀的軍事革命中，歐洲一系列君主以軍事動員為借口，僭越了中世紀國王與貴族的權力和義務關系，建立了專制政體。在英國，國王則嚴格受到《大憲章》以來的封建傳統的制約，無法自由動員國內資源，只能限制自己的戰爭行為，并通過商業借貸和海外資源來填補國庫的空虛，最后不僅發展出一套包括股票市場在內的現代金融制度，而且維護了憲政體制。英國能夠從遠比西班牙、葡萄牙、法國等霸主軟弱的地位，力超群雄而成為“日不落”之國，也在于其中世紀的制度精神限制了國王對國內資源的調集，使社會力量有力地制約了君權，使國家的經濟和財政體系在憲政的保護下茁壯成長。
孔子所維護的周禮精神
孔子的思想經過兩千多年的扭曲，乃至到了今天大部分人覺得所謂禮教是對個人、個性的壓抑
如上所述，探求西方的現代性的根源，不是走出中世紀，而是走進中世紀。要使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主流的民主精神匯流，也必須在中國的傳統中尋找和歐洲中世紀的政治精神相通的東西。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回到孔子，回到他所維護的周禮秩序。
當時周代的部族以有城墻防御的聚落為中心，組成一“國”。四周是田地，再外面則是“郊”和“野”。不過，從制度安排的角度看，這更像歐洲的中世紀。 “國”內的“君主”，就如同一個大莊園的領主。其“國人”對其承擔一定的勞役和軍役，但他不應該法外加征，治國也不能超出“國人”的共識太遠，否則可能被國人所廢代(增淵龍夫)。所謂“禮”，就是約束雙方的權利義務的規則。
在孔子的理想中，如果大家不超越這樣的禮法，各安其分，眾多的地方社會各自作為一個共同體就可以自我管理，不需要太多的國家權力介入。上面已經講過，在歐洲16、17世紀，列強軍事競爭激烈。軍事革命的展開，使那些以應付外來威脅為理由，超越中世紀憲政秩序的限制而動員國內資源、構筑中央財政體系、組織強大的軍隊的君主，最終建立的絕對君主的權力?？鬃拥臅r代，面臨著類似的問題。青銅技術的普及刺激了生產力的發展。在原有聚落中居住的諸侯，開始向外擴張，彼此沖突。軍事競爭引發了一個新的“國家建設”(state－ making)過程。君主們不斷僭越禮法，積累財富，擴張權力，把汲取財政資源和組織軍事機器的國家結構不斷強加于社會，造成了所謂“禮崩樂壞”的亂局。
在孔子看來，對這一亂世的救治之道，就是回到周禮的秩序之中。比如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第二，三)大意是，如果加強政府對社會的管理，用刑法來規范國民的行為，老百姓會變得規規矩矩，但卻喪失了廉恥。如果以道德教化社會，以禮法來規約人的行為，老百姓不僅知道廉恥，而且舉止中規中矩。
孔子的思想經過兩千多年的扭曲，乃至到了今天大部分人覺得所謂禮教是對個人、個性的壓抑。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許多啟蒙運動，都首先要突破這種禮教。劉軍寧先生講文藝復興能使“卑躬屈膝的個體能夠昂首挺胸，冰封在群體中的個體得以復活自我”，雖然沒有直接提及這種“禮”，其實還是用的打破禮教的那套反傳統詞匯。但孔子所謂的“禮”，多是對權力的約束?！墩撜Z》的“八佾”那章就很典型，孔子批判季氏，批判管仲，就是因為這些把握權力的人僭越了禮教秩序，積聚了過多的權力和財富。他看不起那種“居上不寬，為禮不敬”的人，把統治者對社會的寬松和對禮虔敬看作并列的品德。他推崇“貧而樂，富而好禮”(學而第一，十五)，顯然認為受禮的約束對有錢有勢者更為重要。
特別能說明“禮”對君主的約束的，是孔子所謂的“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八佾第二，十九)的原則?！爸摇?BR> 在《論語》里的用法并不一定是下對上的效忠，比如曾子的“日三省吾身”，其中第一條就是“為人謀而不忠乎”(學而，第一，四)，“忠”的意思是盡心盡力。而“君使臣以禮”，也不是單純地講上對下的權威，而是這種權威的限度。理解這一點，可以看《論語》里的另一段：“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顏淵第十二，二)如果我們把“君使臣以禮”和“使民如承大祭”排列起來就可以看出：無論是對臣對民，都是指君主對下的態度。而“大祭”也是“禮”的具體一例。這兩句因此完全可以互文見義。其表達的基本理念是，君主使用臣民時的行為要有約束，不能逾越禮制的界限。而在說后一句時，孔子還特別追加一句解釋自己的意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對臣對民，都應該像對一個平等的人那樣，將心比心。這里講的，哪里是什么專制主義秩序？
我還必須強調，孔子批評“居上不寬”中的“寬”，并不僅僅指一種寬容或寬松的態度，也含有政府不要過多介入社會事務，不能向民間有非分索取的意思?！墩撜Z》是孔子門人零散的記錄，不成系統，許多問題語焉不詳。但到了《孟子》，一些問題就有較系統的討論，可以拿來和《論語》印證。孟子說“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三)。這里，他所謂的“禮”明確是“禮下”，即君主對老百姓的義務和其權力的限度，所以才有“取民有制”的約束。他進一步從稅收財政的角度，明確劃定了政府行為的范圍和其必須接受的約束。下面一段話非常清楚地表述了孟子構想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后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后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孟子》滕文公下，八)這段是講，一個政府官員問孟子：“只按土地產量十分之一的比例征稅，取消關市之稅，這些都是應該的。但今年做不到(大概實在政府有財政赤字要補吧)。能不能先減一部分稅，等來年再逐漸達到上述目標？”孟子則回答：“如今有個人每天從他鄰居那里偷只雞。有人告訴他：這太不道德了。他則說：是否能讓我先減到每月偷一只，等來年再根除這個毛病呢？”可見，在孟子看來，政府收稅，只能收農產量的十分之一，超過這個標準就是偷東西。不管政府有什么理由，都不能拿不屬于自己的東西。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君主在操作國家財政時必須接受憲政的約束。這其實是一種“憲政之禮”(constitutional propriety)，和歐洲中世紀約束君權的憲政主義已經非常接近。他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十四)的名言，當然不是什么現代民主的理念。但是，和那些以武力要挾逼英君接受《大憲章》的英格蘭貴族的價值觀念，可以說非常相通。
古代中國與中世紀歐洲的精神匯流
歐洲中世紀的憲政精神，仍然滲入在現代民主憲政的核心之中，并且其原始形態和孔子的思想有許多相通之處
可惜，春秋戰國的列國兼并，沒有給儒家留下什么機會。很快中國就進入絕對皇權時代，以“政”和“刑”操縱社會。儒家被“獨尊”后，又成為維護這種絕對權力的意識形態工具。所以，在中國的歷史上，孔子恐怕是被誤解得最多的思想家。我們必須把孔子從他身后這兩千多年的歷史中拯救回來。拯救的途徑之一，就是認真研究西方的憲政傳統源流，讓古代中國與中世紀歐洲的政治精神相互發揮，復興原始儒學的真正精神。
為什么理解孔子要繞道歐洲中世紀呢？這是因為孔子在他身后被他的敵人(即絕對皇權)歪曲地供奉了兩千多年，其思想和精神已經失傳了太久?？鬃幼约涸浾f過：“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也?！?《論語》八佾，九)。顯然，孔子面臨夏商的傳統，覺得年代久遠，僅從其后代那里已經無法了解，他也只能談周禮了。傳統失傳太久就不可追，這是我們了解孔子的困難。所幸的是，歐洲中世紀的憲政精神，仍然滲入在現代民主憲政的核心之中，并且其原始形態和孔子的思想有許多相通之處。這自然為我們復活中國古代的政治精神提供了一條路徑。所以，我們期望的不應是什么“文藝復興”，而要先回到中世紀，重新解釋和發揮我們上古的“先王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