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突現拐點
這不是正義的完全伸張,而是現實的選擇。如此解決算是“收買”嗎?這個方案能獲得國人的理解嗎?中國政府能夠對此給予充分的支持嗎?如此解決思路能夠應用于細菌戰、慰安婦等一系列案件嗎?
責任編輯:李小鳴,鄧科
在日訴訟屢戰屢敗 政治解決顯露曙光
當歷經十余年的中國擄日勞工訴訟走入死胡同之際,政治解決的希望逐漸顯現,這或將成為中國民間對日訴訟的拐點。
這不是正義的完全伸張,而是現實的選擇。如此解決算是“收買”嗎?這個方案能獲得國人的理解嗎?中國政府能夠對此給予充分的支持嗎?如此解決思路能夠應用于細菌戰、慰安婦等一系列案件嗎?
另一扇門
政治解決的核心就是:承認事實、謝罪、補償。
近幾個月,從事中國勞工對日訴訟的人士頻繁往來于中日之間。11月13日,包括日本律師團團長高橋融在內的數位日本律師代表來到北京;11月下旬,對日訴訟著名社會活動家王選、華東政法大學副教授管建強剛從日本回國;按計劃,日本律師代表高木喜孝先生將在12月12日再次來華,聽取中國社會對于“全面解決擄日中國勞工事件的提案”的意見。
在這些人士匆忙的身影背后,中國勞工對日訴訟的一扇大門即將打開。
去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在一天內駁回包括西松案件在內的五個中國勞工對日訴訟案。“那是給中國發出的非常明確的信號——中國民間通過日本司法途徑尋求正義的大門已經關上,”對日索賠社會活動家王選女士說,“而(日本最高法院)判決書的最后一段——‘勸告日本政府和企業對于受害勞工進行補償’——同時將通向政治解決的大門打開了。”
一攬子解決中國擄日勞工受害者的政治解決方案,就是日本律師團努力想推開的另一扇門。
11月13日,一個主題為討論全面政治解決擄日勞工問題的會議在北京召開,簡稱“北京會議”。此次會議被稱為中國對日民間索賠最高規格的會議,與會者囊括了此領域內的各方面人士:日本律師團團長高橋融,中國法律援助團負責人,相關的專家學者,勞工聯誼會成員及其家屬。
在中國擄日勞工聯誼會執行會長劉煥新看來,這是“統一認識”的大會,即將當前中國擄日勞工對日索賠的重心從法律訴訟轉移到政治解決上。拐點出現了:中國擄日勞工對日尋求正義的最終落腳點,從尋求判決書轉移到了尋求協議書。
簡言之,政治解決的核心就是:承認事實、謝罪、補償。
今年3月,日本律師團發表了“全面解決提案”,主要內容包括:日本政府和加害企業對于在二戰中把中國受害者從中國強擄至日本,在日本國內強制他們勞動的事實,要予以承認,并表明謝罪之意;為此,日本政府和加害企業要設立總額為1000億日元的基金,包括向4萬名受害勞工每人支付2萬美金的補償以及其他事業的各項開支。
據劉煥新介紹,盡管提案的最終藍本尚未出爐,但上述基本內容已經確定。
這一解決方式是參照了德國的做法:2000年,德國政府和企業各出資一半,設立了名為“記憶、責任、未來”的強擄勞工、強制勞動補償基金,這一基金向166萬勞動受害者提供了補償,總額超過7000億日元。
“至于日本政府和企業各出資多少還未有定數,但其中一定要有日本政府。”華東政法大學副教授管建強說,“否則就不能稱為政治解決。”事實上,要求日本政府謝罪和出資,正是這一政治解決方案的核心所在。
■新聞鏈接:中國擄日勞工問題
1943年至1945年,侵華日軍強擄共38935名中國人到日本35家企業的135處礦山、建筑工 地等充當苦役。中國勞工在路途、在勞動中死亡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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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老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