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為什么在晚清登上大雅之堂

多年前，王德威在一篇文章中說過一句類似真理的“廢話”：“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結果產生很大影響，一直到今天文學研究界的人都在熱議。其實，這句概括本不應該有什么大驚小怪，因為歷史從來都是一步步走過，踏上新臺階前，一定有前一個或前幾個臺階作為經過或基礎。五四新文學也是一樣，無論是語言、翻譯還是文體，都有這樣一個發展過程。

1823年，馬禮遜翻譯了白話《圣經》。

白話準備

從語言角度說，胡適當年的確因為提倡白話文而暴得大名，但要清楚，白話文并不是胡適首先提出的，也不是胡適振臂一呼就應者云集的結果?？陀^的情況是，晚清國門被打開前后，已經有傳教士開始嘗試使用白話文，他們一邊研究漢語拼音的各種方案，一邊創辦了《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萬國公報》等報刊，其中馬士曼、馬禮遜、馬儒翰、郭實臘、麥都司、偉烈亞力、傅蘭雅等貢獻卓著。其中1822年馬士曼就用相對淺近的漢語，或者也可以說是第一代白話，完整翻譯、印刷了《圣經》，這是創紀錄的首次漢語言白話化的改革嘗試。

緊接著，馬禮遜1823年翻譯的白話《圣經》也完成了。說起馬禮遜，他的貢獻實在很大，據馬西尼的《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載：1807-1842年馬禮遜等新傳教士出版了一百多本漢語書籍；到1850年代末出版266本，其中253本是用官話寫的，其他是用各種南方方言完成；到1867年已出版777本新教著作，其中187本是用方言寫作的。尤其是他們創造性運用《三國演義》式的淺近文言、歐化白話文、粵語、南京官話、北京官話以及各種方言翻譯《圣經》。

不了解這個知識背景，就不會明白何以周作人在1920年說:“我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