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學的30年“個人”史

從“廟堂”走向民間，從“遵命”走向自主，從中心退居邊緣……曾幾何時，最高領袖毛澤東也是投稿者；現在，人人可“上傳”網上發表作品。中國文學30年，脫“神”還“俗”。

前記憶

《新的人民的文藝》是周揚發表在《人民文學》創刊號的論文。

1949年10月25日創刊的《人民文學》，由茅盾任主編，艾青為副主編。當年的創刊號封面和目錄頁后的首張內頁上，刊登著毛澤東的坐姿照片，照片背面是毛澤東專為《人民文學》創刊所寫的題詞手跡“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問世”?？}字則是經過毛澤東推薦，由時任全國文聯主席的郭沫若手書。

作為與新中國同時共生的國家最高文學刊物，《人民文學》的創辦理所當然地受到了國家最高權力和領導人的支持，它是新政權、新政治、新政策為構建新的文藝和意識形態而進行的一次制度化、組織化的具體運作的產物。它是被賦予了應當代表新中國文藝的最高 （政治文化）使命，含有引導、組織、管理全國文學創作的功能。

《人民文學》的編輯者，名義是“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人民文學編輯委員會”，主編茅盾，副主編艾青。但從1952年三四月號合刊起，副主編改為丁玲。導致《人民文學》早期所發生的第一次重大改組或者說挫折，是在1952年初的文藝整風學習運動期間。艾青被公開點名嚴厲批評，刊物的一系列嚴重錯誤也被逐一“清算”。

1955年5月，《人民文學》發表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的小說《把大炮帶回家的士兵》。在早期，《人民文學》經常發表譯作，當時的編者大概很難想象，卡爾維諾的名字在四十多年后會標志著一種抽象、純粹的文學精神。

1962年的第5期，《人民文學》發表了毛澤東的《詞六首》。這六首詞是毛澤東1929-1931年在馬背上哼成的。毛澤東把稿件裝進信封，在信封上寫上“人民文學收”。

然而到1966年5月，“文革”風暴掀起，在當時嚴峻的政治形勢下，《人民文學》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壓，被迫?？?。

它在1976年的“復刊”則成為中國當代政治在意識形態領域展開充分博弈、角力的一種結果，成為一代政治和一代歷史的文學見證。

復刊的動議，是在1975年間。付諸實施的根本原因在于毛澤東的有關指示。7月14日，毛澤東發表關于文藝問題的談話，指出黨的文藝政策應該調整。7月25日，在對電影《創業》的批示中，毛澤東更是明確表示了對缺少“百花齊放”的文藝現狀的不滿，提出要“調整黨內的文藝政策”。除了毛澤東的最高權威之外，這種變化也與鄧小平的“復出”直接相關。

《人民文學》“復刊”的報批文件由文化部上呈中央，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圈閱了，張春橋做了具體批示，鄧小平也有批示。復刊后的《人民文學》封面使用毛澤東的手跡做刊名。

《人民文學》復刊于中國社會和政治的一個特殊歷史時期。復刊后所遭遇的第一次大風波源于首期發表的蔣子龍的小說《機電局長的一天》。由于受到1976年間“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波及，這篇小說遭致批判，編輯部和作者本人都受到了嚴重的政治壓力。第四期“編者的話”中不能不作自我批評和檢查，同期也刊發了蔣子龍署名的自我批評的文章。但對比此前的其他批判運動，這一次的結果實在不“殘酷”，因為中國的政治格局已臨近了一個巨大的轉折點。

1977年11月，《人民文學》發表劉心武的小說《班主任》。他和蔣子龍在兩年之后發表的《喬廠長上任記》一起，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