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張旭東談四十年文化中國:“文化本身是一種力”
回看當年的文學作品,會看到中國發展的歷史脈絡和感情波瀾。今天和未來的讀者帶著“同情的理解”去讀這些作品,可以看到集體經驗、集體歷史和集體記憶在文學風格和形象中的結晶。
(本文首發于2021年8月12日《南方周末》)
責任編輯:劉悠翔 實習生 王瑞雪
1980年代初,北京“星星美展”“四月影會”“無名畫會”及第五代導演中的一些文藝青年每到星期天經常聚集到圓明園去玩。圖為1981年3月初的圓明園一角。
1990年代,張旭東留學美國,在杜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師從著名學者詹明信(Fredric Jameson)。這不是他們的第一次相遇。早在1985年,詹明信受邀來北京大學講課時,兩人就曾有過師生之間的交流。中文系學生張旭東向詹明信討教翻譯問題,詹明信對此留下深刻印象,由此機緣,便邀請張旭東隨他去美國讀博。四五年后,張旭東與詹明信重逢,跟隨這位將目光投向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一起看中國。
中國問題、中國道理,一直是張旭東學術的題中之義。學者王德威在一次會談中,將張旭東的中國研究看作是感時憂國的精神(obsession with China),這個傳統可以追溯到夏志清?;仡欁约旱膶W術歷程時,張旭東提到,“從八十年代走出來的中國人要與多年成熟學術體系培養出來的西方人同臺競爭……一些學有余力、心里還一直放著中國的問題的人,他們帶著這樣的問題去學習,不斷豐富自己,將更復雜的學術思想環境不斷翻譯成自己的語言,回歸到自己的思路……這種處理學術思想體系內部的沖突、脈絡、關系和矛盾的經驗和能力,當然要比簡單地傳輸一些關于西方學術的信息重要、關鍵?!?/p>
1980年代末,張旭東還在新華社工作時,就著手翻譯德國哲學家本雅明的著作《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此后他的學術研究也大多落腳在總體性方法之上,這在文本研究、社會學方法盛行的當下尤為難得。他對南方周末表示:“總體性不是簡單意義上的整體,而是對各種各樣關系的探索和追究,是一種方法或態度。要對文化做總體研究,就必然要注重它和經濟基礎、宗教、社會學、心理學等的關系,要在錯綜復雜的關系網里觀察?!?/p>
現任紐約大學比較文學系與東亞研究系教授的張旭東1965年生于北京,在上海長大,1982年入讀北京大學。十多年間,他泡在上海和北京的各個圖書館,閱讀了幾乎所有能找到的經典,包括一些英文原版書?!耙环N時代力量在推著你走,同學、老師、家長、親戚朋友都有意無意地鼓勵你學習。同學、鄰居、朋友中間的讀書人也比較多,無形中形成了一種激勵和壓力機制,有時簡直像在比賽,看誰讀的書更多、更難、更前沿?!睆埿駯|回憶。
如今,他的研究主要涉及中國文化思潮斷代史、魯迅、黑格爾、文化政治。近一年間,包括《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文化政治與中國道理》等,張旭東五卷本文集陸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啟書局出版,涵蓋了他1985年到2020年的文章與學術演講稿。近期,南方周末約訪了張旭東。
“星圖”的整體面貌
南方周末:四十多年來,中國經歷了重要轉型,發生巨大變化,在變化仍在持續的今天,思考這些變化的基點是什么?如何廓清和言說這些變化?
張旭東:要把40年作為一個整體來看,把它的曲折變化放在整個時間段里,觀察出一個大概的走向。就像天上的星星會有很多種類和形狀,如果一顆顆地看只能看到局部,而從總構圖的角度來看,就會發現圖像越大結構越穩定?,F在可以將40年作為一個整體,對這段時間的改變提出初步認識和總結。
40年間最重要的變化是中國經濟上發生的變化。這里最關鍵的因素是中國完成了工業化。40年間,中國可以說徹底完成了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這改變了整個中國的經濟基礎,也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交通、消費和思維方式。在世界語境看,中國進入了全球市場體系。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對中國來說是一個關鍵的節點,從2001年加入時開始,中國經濟開始快速攀升,中國經濟同世界越來越一體化。全球化意味著整個世界進入相互依賴相互合作的格局,中國可以說是這個過程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這是過去40年中國社會和同外部世界關系最重要的方面。
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同經濟全球化趨勢日益加強相比,世界上不同國家、社會、文化在制度、價值、觀念等方面并沒有一體化,上層建筑領域里沖突越來越激烈。冷戰后,世界格局存在很多改變,一方面是全球化,另一方面又各種沖突不斷。所以這40年里,最主要的矛盾就是經濟一體化與價值領域沖突之間的矛盾。
中國站上了新的臺階,與全世界共同面對著一些全球性問題。在40年的過程當中,中國不斷在以自身方式在自身環境里處理全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比如貧困問題、環境問題、氣候問題、公共健康問題、治理的公正和效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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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邵小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