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癥候”的失語：青年電影人在時代與自我之間

第15屆FIRST青年電影展結束一段時間了，關于它的討論依然在發酵中。在翻閱征片報道的過程中，我很驚訝地發現參賽的作者中“90后”已經占到了六成，這意味著一個全新的世代漸漸成為中國電影創作的中堅力量。

在普遍的期待里，這群與中國經濟騰飛一起成長，經受全球化與網絡文化洗禮的青年導演應該帶來令人耳目一新的影像表達。但就在電影展結束后不久，一篇以“關注自己、逃避現實、放棄思考”為題目的文章就在社交媒體廣泛傳播。文章通過對影展策展人段煉的采訪，得出了如上對青年電影的判斷，起到了某種警示作用。

有青年作者對此感到不服甚至委屈，“年輕人的電影就一定要表現社會問題，不能展現個人生活嗎？”曾有作者向我當面提出這個問題。創作是自由的，縱觀電影史，各類風格和題材的電影都有佳作，但任何私人生活都嫁接在具體的社會語境中，創作者也需要有做出有效表達的勇氣。

自戀、沉溺、逃避或許只是當下青年電影創作問題的表征，當我觀看了今年入圍的大部分作品后，首先感到的是表達的匱乏和退讓，面對越發激烈的社會現場，年輕作者在時代與自我之間、公共與私人的夾縫里，呈現出一種普遍的失語狀態。

無聲的底層

關懷和關注底層與邊緣人群，一直以來都是中國青年電影作者的一個重要母題，一部分導演正是通過對邊緣人群生命經驗的書寫替代了身體意義的社會實踐，展現出某種套路性的創作傾向。底層的生活往往作為一種電影景觀出現，鮮少有作品可以觸及個體生命的真實痛感。

從這個維度來說，今年獲得最佳電影和最佳導演兩項大獎的電影《最后的告別》可謂難得，曾在北京電影學院一邊做保安一邊讀書的導演張中臣極力將自己的真實經驗與藝術電影的語法相結合，他試圖通過一個聾啞保安方圓的眼睛揭示出一個鄉村家庭三代人的普遍性遭遇。

▲《最后的告別》

方圓的身世很凄慘，是天生的聾啞人，民辦教師父親對他頗為嫌棄，后來又和母親生了妹妹。誰知家庭遭遇一系列的變故：妹妹不慎掉進井里淹死；父親在失去工作后又遭到巨大打擊，精神出了問題；母親最終選擇離家出走……方圓只能和爺爺相依為命，在寂寞中長大，成為一家工廠的保安，日日看著監控鏡頭過活，直到父親在醫院殺人的消息傳來……

應該說，《最后的告別》是一部悲劇濃度很高的作品，靈感來源于張中臣童年的往事，村里的大人患有精神疾病，為了一塊手表殺害了家人……看得出來導演在方圓身上賦予了頗有野心的隱喻性，電影多次以電視新聞作為畫外音，點出了大時代的變化，也提示我們在方圓聽不見的外部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