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可以委托給律師嗎?

為維護個人金錢利益而非社會整體正義打官司,當然得依據現有的法律。但是,這種“依法行事”卻可能已經背離了法應有的價值內容以及與正義相匹配的品質。

【事關美人】

2004年,約翰·愛德華茲作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約翰·克里的副總統提名人,參加美國總統競選。愛德華茲當時有親民的清新形象,因為他經常強調在律師生涯中自己如何為普通小老百姓打贏他們的官司。

2004年7月14日,《紐約時報》刊載了一篇長文,對愛德華茲的“律師風格”作了評論,使許多美國人再次有理由去懷疑律師的職業道德。據報道,愛德華茲取得法學學位后,先給一位聯邦法官當文秘,后為一些大公司當計時收費的辯護律師。1984年,他偶然接手一樁醫療事故訴訟案,他所代表的原告在接受戒酒治療時因藥物過量致殘,勝訴后獲得370萬美元的賠償。

愛德華茲總說,他是一個專為小老百姓出頭的律師,主持正義是他的宗旨。但是,許多與他打過交道的人士都說,他打官司的動機其實是利而不是義。律師一般收勝訴者25%到40%的賠償金。一位認識愛德華茲的法官說,愛德華茲總是只接那些最容易打贏、賠償金最高的案件?!侗笨蓭熤芸肪庉嬚f,愛德華茲接手的案件中,有42樁賠償金是好幾百萬美元的,還有33樁是近一百萬美元的,只要看看數字就可以了。

在美國,訴訟成風,律師多如牛毛。律師是“法律人士”,但是法律人士越多,法律越復雜精致,卻并不等于法治就越好??偨y大選是法治的重要部分,在大選時,政治人物愛德華茲的“律師風格”成為一個公眾焦點,表明美國人并不把法律人士想當然地當作法治的代理人。許多美國人甚至認為律師就是那些專門打官司的人,是造成當今美國社會人際關系金錢化的禍首。由于律師的介入,許多本可以通過傳統方法調解和協商解決的人事糾紛都法庭關系化了。人際協商關系破壞,動搖了公民社會的法治理念和公正基礎。

公民社會的法治理念,是以正義原則為基礎的。法必須追溯到原有的正義本源,即法的實質正義所在。法是正義之法,不是苛刑惡法,不是幫助某些人以鄰為壑、損人利己的條文。正義則是體現為法的正義,不是抽象的理念和主義。因此, ius(拉丁語中的“法”)和iustum(正義的)是緊緊交織在一起的。

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原先指“法”的詞在英、法、意等西方語言中演變成指“正義”的詞,“法”和“正確”就變成同一個意思。這種觀念非常重要,因為法代表的是一個群體關于正義的觀念,不是某個統治者所奉行的統治典律。法不僅指那些具有法的形式的規則,而且更指某種具體的價值內容,一種與正義相匹配的品質。

法和正義交織在一起的情況,可以從歷史悠久的民間天理觀中看出來。人們一般用“天理”來指某種公正的社會秩序。碰到特別邪惡的人和事,人們便會仰天而問:“難道沒有天理了嗎?” 在美國,關于正義的“天理”可以溯源到基督教的“自然法”,至今仍然保存在一般民眾的傳統道德意識中。因此,以鄰為壑、損人利己的官司,就算勝訴、贏得賠償,也被視為違背正義“天理”。

法和正義相互交織的情況在近世發生了很大變化,法不再是由全能全善的上帝或上天所賜予,而是由人所訂立。但是,一直到今天,美國法庭入口的門上還是有這樣幾個字:“我們信從的是上帝”(In God We Trust)。

在現代社會秩序中堅持正義,必須弄清法是由誰制定的、怎么制定的、經由誰來解釋等等。公民接受法治,同時也要求立法者和司法者自己先接受法治。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有制度的保證。在憲政國家里,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是盡量通過立法程序使得“法的形式”能把握法的內容。法治制度,尤其憲政制度的諸多設計都是為了創造某種立法條件,使得ius(法)和iustum(正義的)仍然保持聯系。

法治的程序正義和實質正義經常會出現矛盾。在美國,部分解決這一矛盾的辦法就是在不同性質的司法審判中運用不同的陪審規則。1995年,美國橄欖球明星辛普森曾在一場涉嫌殺害前妻及其朋友的審判中被判無罪而獲釋,后來又在民事訴訟中被判殺人罪名成立, 向受害人賠償3300萬美元。這兩個不同的審判結果就是由于不同的陪審規則而產生。辛普森的無罪判決,與許多美國人心中的“天理”并不相符,檢察官事后說,全世界都看見辛普森殺人了,就是法律沒看見。

為維護個人金錢利益而非社會整體正義打官司,當然得依據現有的法律。但是,這種“依法行事”卻可能已經背離了法應有的價值內容以及與正義相匹配的品質。2003年,美國學者奧爾森(Walter Olson)出版了一本題為《律師的統治:新的訴訟精英是如何威脅到美國法治的》的書,引起了許多討論。奧爾森認為,美國法律中那些保護有關公民醫療、消費、食品安全等民事權利的條文原先是出于保護“小人物”的正義目的,體現的是法治國家的“公共精神”。但是后來卻被一些“律師精英”用作個人發財的手段。訴訟者和律師的貪婪背離了正義的目的,大大提高了公共服務制度正常運作的經濟成本,敗壞了法治社會的信任機制和法治所應有的公正、真實品質。政治需要政治人士,但民眾不能把民主國家的政治完全委托給政治家或政客。同樣,法治需要法律人士,但也不能把法治完全委托給法律人士或律師。

(作者為臺灣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

網絡編輯:老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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