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電影人焦雄屏：三大電影節毫無進步，電影需尊重社會心理“硬需求”

1988年，電影《紅高粱》獲得第3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是首部獲得該獎的亞洲電影。圖為該片劇照。 （資料圖/圖）

2021年8月27日，由殷若昕導演，張子楓、張宥浩主演的《再見，少年》上映。它的監制是被稱作“臺灣電影教母”的焦雄屏。談及《再見，少年》，焦雄屏覺得最大的驚喜是張子楓。她不到十八歲就演繹了一個情感豐富而分明、外在倔強又有主見的角色。如今，焦雄屏在影視行業已經耕耘四十年，監制是她新近的身份。在焦雄屏監制的電影中，《再見，少年》或許并不是最優秀的，卻是她隨潮流而進、伴時代同行的一個例證。

“大齒輪中間的任何一個小齒輪，都需要對時事、產業變化和市場作出非常細致的觀察，并與時俱進，這是電影最可貴的地方。它永遠反映時代的趨勢，永遠能夠跟時代緊密結合。有些時候你可能對某些地方感到不滿足或不喜歡，不好意思，這就是時代和社會的需要?！苯剐燮翆δ戏街苣┍硎?。

從業四十年來，焦雄屏身上累積了多種身份，雜志總編、影評人、教授、譯者、電影獎創始人、華語電影國際推廣者、監制、節目制作人等。她視自己為“救火隊”或者是“補洞者”，哪里的環境、制度有了缺憾，有需要補墻的地方，就會努力去做。

1987年，焦雄屏同楊德昌、侯孝賢等人起草《臺灣電影宣言》，開埠臺灣新電影運動；1990年前后，焦雄屏為《悲情城市》《霸王別姬》等電影做國際宣發；2000年前后，焦雄屏監制了《十七歲的單車》《藍色大門》等一批優秀影片；2007和2008年，焦雄屏連任兩屆金馬獎主席，推動一系列改革。

“拍更好的電影，讓全世界知道臺灣電影，這是我們當時最想做的事情”，焦雄屏說，“在那個年代投身于電影的人，大部分都是因為真正熱愛電影，覺得自己可以為電影做些什么，沒有市場沒有地位，沒有人想從中賺錢或得到大名聲?！?/p>

改變陌生、無知和刻板印象

南方周末：電影行業的大多數職業你都從事過，你選擇嘗試不同身份的考慮是什么？

焦雄屏：當你把電影當做一生的職志（即職業志向），就會不斷觀察環境的需要。我常常把自己比喻成“救火隊”或者是“補洞者”，哪里的環境、制度有了缺憾，有需要“補墻”的地方，我就會去。

比如“教授”的身份，我留學后一回臺灣就是教授，教書的時候發現沒有教科書，很多時候理解一些觀念僅靠講授是不夠的，而給學生們下發講義或筆記，還不如直接把教科書翻譯出來。再比如“評論家”的身份，當時臺灣的電影文化一片荒蕪，我就會通過評論引領某些觀念，為現實把脈。我還辦過很多電影競賽，在競賽中給新導演或者是新思維的電影很多機會，相應地就把電影環境做了清理，使得一些舊的電影觀念很快被淘汰。再比如“華語電影國際推廣者”，我到國際上推動華語電影的營銷和溝通，就會放下我的教授身份，為華語導演做翻譯。臺灣的、大陸的許多導演，連張藝謀、田壯壯等等，我都幫過忙。

南方周末：從1988年到1993年，你為華語電影的國際化做了許多工作。當時華語電影在世界格局中處在什么樣的位置？

焦雄屏：在當時，國際電影宣傳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對威尼斯電影節、戛納電影節、柏林電影節，都只有模糊的印象，根本不清楚具體情況，被強迫著邊走邊學。我到現在還記得第一次去威尼斯，我和侯孝賢從早到晚不斷地接受訪問，我一直幫他翻譯。其他人比如吳念真、廖慶松、朱天文，早上醒來就看到我們兩個已經在訪談了，他們就高興地說：“我們出去玩了，再見！”我和侯孝賢看著他們去玩羨慕得要命。在威尼斯，我幫他做了七十場訪問，講到最后，侯孝賢的英文也進步了。起初有些問題他聽不懂，當時人家問他為什么要用長鏡頭，他聽不懂什么叫長鏡頭；人家問他場面調度如何如何，他也聽不懂什么叫場面調度。那段時間對侯孝賢來說是“速成班”（Crash Course）的電影學教育：國際上最頂尖的高手向他提出非常好的美學觀念問題，輔以我的提示和詮釋，使他迅速學到很多電影知識。

電影創作者在國際上所受到的挑戰，都會大大地幫助大家拓展認知。不管是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還是王家衛、關錦鵬，或是楊德昌、侯孝賢，大家在這個過程中都在飛速進步。

1988年第一次去歐洲，我們十幾個人的大團隊去意大利貝沙洛電影節（Pesaro Film Festival），那一次對于鞏固華語電影的實力、促進與外界的溝通，都發揮了很大功效。所以第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