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開低走，《喬家的兒女》有點委屈

《喬家的兒女》評分一路下跌。

這也是為什么，我們很少在一步劇集剛開播，就迫不及待發表意見的原因。畢竟，劇集不是電影，能被快速品嘖出味道。

借用姜文導演的話來看待電視劇的質量就是，我們得“讓子彈飛一會兒”。

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就認為《喬家的兒女》是部爛劇。

這個判斷的前提是，得把它放在正午陽光的作品序列里。

提及正午陽光，觀眾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細節控。

以年代劇《山海情》為例。

為追求最真實，拍攝涉及到的山貨，都是美術團隊親自親手曬制的，食物也是親自制作，甚至連重頭戲要用到的蘑菇，都是他們親自漚肥、施種的，以至于黃軒甚至吐槽說進了大棚都熏吐了。更厲害的是他們還按照劇情的發展需要，搭建出一期、二期、三期不同的村社，每一個場景涉及的道具，都跟當地人逐一求證；眾多道具、服裝都按照1:1仿制，或直接從村民手中求購得來。

這樣做的效果是什么？

據說當地一個老漢去參觀，進入場地后就哭了，因為那些場景，讓他想起自己當年受過的苦、遭過的罪。

從《知青》到《父母愛情》，從《大江大河》到《山海情》，從《瑯琊榜》到《清平樂》，正午陽光始終秉持著讓觀眾沉浸在劇情對應的年代里，唯其如此，才能讓觀眾對故事產生興趣和信服。

但很可惜，這個細節控的優良傳統，沒能在《喬家的兒女》被完美繼承。

姑且不說外景有極強的棚拍嫌疑，且在時間更跌時，南京城全景俯瞰看不出太強的年代感，單說女孩子頭上用的皮筋、小姑娘們戴的頭花，以及喬一成結婚時，婚房里的水晶吊墜，和新娘頭上的絹花，并不是八零和九零年代的配飾，它們出現的時間要更靠后，基本在九零年代中后期才開始出現。

八九十年代的新娘頭飾，手法要比劇情里復雜得多——那個年代最流行的，其實是一大截流蘇，尤其新娘們頭上的絹花和發型，《喬家的兒女》至做到的形似，卻沒有細膩到毫無違和。八九十年代的新娘頭飾，手法要比劇情里復雜得多——那個年代最流行的，其實是一大截流蘇，卡在噴了發膠的頭發半邊，從半個腦門一直垂到肩膀，或者是卷曲在耳根附近。

但略顯違和的道具，還不是它口碑下跌的真正原因。

正午陽光尤其擅長多線敘事，能在有限的內容體量里，塑造出多元化的人物群像以及極具典型性的劇情，讓故事既具有宏觀視角下的立體化質感，又能讓觀眾立領略到人性的復雜多變。

比如《大江大河》系列，它以宋運輝、雷東寶、楊巡、梁思申等人的際遇和奮斗歷程，展現中國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個體經濟、外資經濟等不同領域的經濟變革，既集中展現里改革開放背景下社會生活的嬗變，又讓觀眾意識到，每一場變革的發生，背后都有人情和派系的角力。

你不能說造成阻礙的因素，就完全站不住腳；卻也不能認為，革故鼎新就一定能順應人心和時事。

所以在《大江大河》結尾，正午陽光以罕見的魄力，構思了發人深省的收場：東海項目建成，宋運輝卻因處分而離開，到更遠更偏的地方去開疆辟土。

在正午陽光這類第一梯隊的作品里，它在乎的不僅是怎樣講好一個故事，更是要讓觀眾在錯綜復雜的劇情推演里，意識到藝術之于真相的力量。通俗來說就是：

正午陽光并不著急于美化自己的任何一個角色。

它甚至不吝于展現任何一個角色的局限和缺點。

比如《喬家的兒女》里，喬祖望要把四美送出去，聽到那家人說她以后可以“有花裙子穿，有大白兔吃”，喬一成的反應是什么？他偷偷摸摸地找到領養夫妻暫歇的招待所，從書包里拿出一疊厚厚的獎狀，可憐巴巴地哀求說“你們收養我吧，我學習好，又懂事”，見大人猶豫，又巴巴地懇求道“我還可以自己掙錢，不要你們費心?！?/span>

很難去責怪很想撂挑子、試圖撇下弟弟妹妹的喬一成太自私。

就像劇里說的：“憑什么家里大人懶散慣了沒得緣法，就要長子擔負重任？”

但你能就此詛咒喬祖望嗎？

似乎也不能。

就像七七，眼瞅著不能活命時，喬祖望能想到的就是把孩子寄養在二姨家——盡管喬祖望自私自利、視財如命，但他并沒有讓孩子遭受生命威脅。

類似還有孩子們的上學問題，他并沒有強迫他們輟學務工為家分憂，而是一定程度上遵從孩子自己的意愿。特別是喬一成從免費的師范畢業、想要繼續深造讀研時，他也只是嘴巴上提出了反對，而沒有實質性的行為進行阻止。不僅如此，他還在喬一成順利考取研究生后，送給他一塊手表以資鼓勵。

當然，這里肯定離不開喬一成的堅持和對抗，但對四個未成年的孩子來講，畢竟父親才有最終的決定權。

妥協也能種下善因。

猥瑣也能長出善果。

類似處理，在其他角色身上也都有體現，比如葉小朗，比如孫小茉，比如王一丁，比如喬四美。

他們都不完美，甚至那性格里的怯懦、自私或貪婪，都決定了他們命運的飛黃騰達，抑或自作自受。

這樣做的結果就是，習慣秉承道德標準去衡量文藝作品的觀眾迷惑了：他們慣于用正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高雅與庸俗、高尚或猥瑣、渣男或渣女這些簡單粗暴的三觀標準，去衡量錯綜復雜的人性，結果卻在《喬家的兒女》里變得模糊不清、迷失方向。

這樣的觀眾，一旦看不到黑白分明的價值判斷，就容易變得精神紊亂。他們會開始討厭，覺著那么長時間跨度的劇情，有流水賬的嫌疑，充斥著自我說服和感動，每種劇情沖突都安排得不夠極致，反而像是一盆又一盆的狗血在劇情里灑來灑去，甚至不清楚主創到底要表達的價值內核是什么。但是我們要知道：

三觀正不正，其實是道德甚至政治問題；

電影好不好，卻是個藝術甚至人性問題。

所謂藝術，就是把不符合道德標準的欲望合法化的過程。

不同于三觀標準的簡單粗暴，藝術在面對世界和人性的時候，更寬容也更有彈性、更復雜也更有質感。它是在揭示真相，告訴受眾世界究竟能有多詭譎、人心到底能有多復雜、而世俗的眼光和評價究竟能有多淺薄。

也就是說，《喬家的兒女》的不足，其實是美術道具的小小遺憾，而不是故事藝術的價值判斷。

（來源：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