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琴的“澳門+”命題與灣區第三核的崛起

疫情的陰霾并沒有阻滯灣區融合的腳步。

9月5日夜間，《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總體方案》正式公開發布，引發社會民眾熱烈討論。這是自2009年中央開發橫琴島以來，粵澳合作迎來的最為豐厚的政策大禮包。根據文件擘畫的藍圖，粵澳兩地將在中央的支持下，在橫琴島劃出106平方公里的海關監管區域，承載未來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需求。

在這份綱領性文件中，粵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新體制、境內外人才個人所得稅優惠等政策，皆是第一次映入公眾的視野。

空前而全面的政策力度，映射出中央加速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決心和智慧。這也向全世界釋放著積極信號，讓人們暢想澳門和珠江西岸的未來。

琴澳一體化命題

澳門是全球聞名的“賭城”。新世紀初，博彩業的勃興造就了澳門經濟的繁榮。伴隨著賭場的運營，政府的稅收源源不斷，澳門年輕人也擁有當“荷官”的就業機會。在澳門，博彩業毫無疑問是經濟的支柱。

可惜的是，澳門經濟只有博彩業這根“支柱”?！耙患要毚蟆钡牟┎蕵I，一旦出現市場波動，即可能傷及經濟運行的根本。事實上，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賭場老板們的生意就日漸下行。時至今日，在疫情陰霾的籠罩之下，賭場的生意恢復往日的盛況，是一件極其艱難的事情。

從另一個角度講，澳門土地面積狹小，“走出去”才有新空間。但是，由于行業特殊性，博彩業也幾乎不可能突破行政邊界，在周邊區域實現規模的“做大”，更遑論澳門本土的博彩業已遭受規模收縮的挑戰。

因此，需要找到足夠有潛力的新產業、新業態，跳出澳門發展澳門，才能成就澳門的未來。這就是近年來見諸不少政策文件的“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只有經濟足夠多元，才能規避“一業獨大”的風險，才能增加贏得未來的機遇。

從2003年的珠澳跨境工業區到2009年提出開發橫琴島，中央在十多年前就邁出了幫助澳門探索“適度多元”的步伐。

日前公布的消息顯示，中央在橫琴島劃定106平方公里的海關監管區域，將“二線”關設置在橫琴島和內地其它地區之間，實現粵澳的共建共管。從管理機構和執行機構的架構設置來看，“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日常運營更加偏向“澳門規則”。

這也意味著，在隔河相望的橫琴島，澳門將“獲得”超過本土三倍的土地空間，以承載更多澳門外溢的多元產業布局。相較而言，橫琴島面積更大，開發強度低，又背靠珠江西岸和內地市場，澳門的各行各業，能夠開拓出更加多元的新業態。

珠海橫琴一角 （新華社/圖）

需要探索的產業版圖，頂層設計也已明晰：除了2014年設立廣東自貿試驗區時明確的中醫藥、文旅會展商業行業之外，第一次將芯片設計等高端制造業列在產業規劃的最前面。

在人們印象中，這些產業也是深圳正在奮力攻克“卡脖子”技術的熱點產業。

人們或許會驚訝，這樣的“卡脖子”難題，澳門搞得定嗎？

澳門有兩種“圓”為人們所熟知——圓形的籌碼和圓形的葡式蛋撻；但人們并不知道的是，澳門還有另外兩種“圓”——圓形的晶圓和圓形的藥片。

目前，澳門有四所國家實驗室，分別是2018年設立的智慧城市物聯網國家重點實驗室、月球與行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以及2010年設立的仿真與混合信號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國家重點實驗室、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

國家實驗室是我國城市科研能力最高峰的標志。在國內，擁有超過四所國家實驗室的城市，寥寥無幾。

這另外的兩種“圓”，將成為澳門“適度多元”故事的日常道具。

自2009年以來，在廣東自貿試驗區、粵港澳大灣區框架的探索下，橫琴島已經取得一些對澳合作的成果。澳門青年創業谷已入駐不少澳門創業項目，同時澳門部分企業已經搬遷至橫琴物業辦公。

我們有理由相信，新政策解答的琴澳一體化命題，將給予澳門極大的發展空間。

灣區第三核的可能

澳門強，則珠江西岸強；珠江西岸強，則粵港澳大灣區卓越世界。

在官方通稿的表述中，新形勢下做好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開發開放，是深入實施《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重點舉措。

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澳門的產業能級提升，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息息相關。

在頂層設計的藍圖中，粵港澳大灣區擁有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以及香港－深圳、廣州－佛山、澳門－珠海三大極點。

從當前的經濟基礎看，無論是珠江東岸的“深港CP”還是密切同城化的“廣佛CP”，皆是萬億元級GDP城市之間的強強聯合，經濟規模和產業集群均領先全國。

唯有“澳珠CP”這一極點的實力遠遠落后。從絕對值看，澳門的經濟體量與珠海相當，兩座城市的GDP總和不及7000億人民幣——這一數據與佛山還有3000多億人民幣的差距。

但這并不意味著珠江西岸的“澳珠CP”沒有機會。近年來，珠海R&D投入位居全國前列，擁有格力、金山等實力不俗的高新技術企業。若是以橫琴島為銜接，形成澳門-珠海-珠江西岸的科技創新網絡，鹿死誰手還未可知。

橫琴口岸（新華社/圖）

在這個創新網絡中，澳門是配置全球資源的自由港，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是自由港的拓展區域，珠海是應用創新和產業化的中轉站，而珠江西岸的江門、中山、陽江乃至西南區域，都將與澳門連成密切的產業鏈網絡。

這種“澳門研發+珠江西岸制造”的模式，或將“做實”粵港澳大灣區的“第三核”。

在構建生產網絡方面，深港合作樹立了很好的榜樣。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制造業勃興，經濟欣欣向榮；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由于成本的抬升，港商紛紛北上，將制造工廠遷至深圳、東莞，這就是彼時赫赫有名的“前店后廠”；至新世紀，在經濟轉型過程中，香港的現代服務、深圳的應用創新以及東莞的制造，又造就了僅次于東京大都市圈的高新產業集群。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澳門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也有過制造業的輝煌，彼時澳門的紡織品一度走俏歐美市場。那時候，博彩業還沒有勃興，制造業是本澳的第一大支柱產業?？上У氖?，在后來的全球性產業轉移當中，澳門與珠江西岸沒有出現成型的“前店后廠”網絡。這或多或少是澳門土地空間狹小，潛在轉移的制造工廠規模過小所致。

在新技術革命的語境中，城市需要土地空間，又不僅僅需要土地空間，更需要與世界匹配的營商環境。作為全球最為開放的國際化大都會之一，澳門連接全球的優勢尤其明顯。

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澳門有望一頭連接葡語系西語系國家的“外循環”，一頭聯系珠江西岸乃至西南區域的“內循環”，成為“雙循環”的戰略銜接點。

粵澳新通道青茂口岸（視覺中國/圖）

故事講到這里還不算完。從根本上來講，澳門的經濟轉軌極其利好香港。無論是國際營商準則還是制度環境，香港和澳門這兩座自由港才是處于同一水平。隨著港珠澳大橋的開通，橫琴島與港澳陸海相連，“澳門+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與香港近在咫尺。

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的高端市場要素加速向澳門流入，有沒有可能實現更深度的港澳合作呢？從這個角度講，香港的市場要素向澳門流動，也相當程度上與珠江西岸產生聯系。這意味著香港的經濟輻射圈到達珠江西岸。

在疫情沖擊全球經濟的情況下，香港經濟的復蘇要依靠粵港澳大灣區。這里的依托不單只是珠三角九座城市，同樣包括澳門。

目前較好的港澳合作例子是，2010年，在澳門特區政府的支持下，王一濤教授離開香港科技大學，幫助澳門大學創建了國家級中藥研究實驗室。

兩三年前，佛山市提出“+香港”戰略，亦是同樣的邏輯。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絕不是中心城市各帶幾個中小城市劃個圈各自組團；而是依托基礎設施聯通、制度“軟對接”的兩兩合作。深港都市圈的城市可以“跨圈”與珠江西岸城市合作，而中心城市之間更是可以兩兩合作。

唯如此，粵港澳大灣區才能融為一體，成為全球唯一的、擁有三個關稅區的世界級城市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