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康拉德小說《間諜》看帝國反恐的悖論邏輯

約瑟夫·康拉德(1857-1924)，與康有為(1858-1927)是同時代人。

1894年2月15日,倫敦格林威治公園發生了一起神秘的爆炸案，一個叫波爾丁的年輕法國男子在靠近天文臺的坡上被炸身亡。經查，此人是無政府主義組織的成員，死因乃是隨身攜帶的自制炸藥意外爆炸。這次事故看似牽連不廣，卻是維多利亞時期英國僅有的一次無政府主義者實施的恐襲。此事在當時英國媒體鬧得沸沸揚揚，直接成為康拉德1907年的小說《間諜》的故事原型。

從1881年沙皇遭波蘭革命黨人炸彈暗殺開始，到19世紀的最后十年，無政府主義的暴恐狂潮把西方世界攪得人心惶惶。按安東尼·伯頓的說法，“1885到1914年，每隔十八個月就有一位國家元首或重要部長遇刺——他們中大多數都是死于無政府主義者之手?！痹谏郴视龃毯蟛痪?，備受鼓舞的無政府主義者就在倫敦召開了國際大會，推出了所謂“行動宣傳”的原則,主張用激烈的行動來影響大眾，而不再依靠宣傳冊子。

當然，無政府主義的理論家們對暴力殺人的看法是有分歧的，克魯泡特金就不太認可“行動宣傳”，他一直譴責個人恐怖主義行為，認為暴力殺人不等于革命的“反叛精神”本身，況且“有幾百年歷史的社會結構不可能被幾公斤爆炸物所摧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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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依靠一小撮亡命之徒的炸彈和手槍，確實不可能真正動搖資本主義制度，但也正是因為這些現代意義上的恐怖襲擊，英國才首次建立了以反恐為目的的秘密警察機構。與當時俄、法、意和西班牙等歐洲諸國針對無政府主義者的高壓態勢不同，英國維多利亞晚期的反恐政治一直有其獨特性。首先，英國當時的反恐對象主要是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其次才是無政府主義者。在《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約瑟夫·康拉德》一書中，亞桑諾夫梳理了19世紀末英國倫敦的一系列恐怖爆炸事件，結果發現它們絕大多數都由愛爾蘭激進的芬尼亞分子所為。他們選擇在日常的通勤線路上發動襲擊，針對標志性區域，為“現代恐怖主義奠定了劇本套路”。

為了應對愛爾蘭自治運動中的恐怖主義，英國政府迅速加以應對，通過立法和機構改革來進行反恐。1883年，英國議會通過了《爆炸物法案》，從都柏林抽調有經驗的反恐警察，在倫敦警察廳成立特別部門“政治保安處”（Special Branch）。因為該部門的主要任務是偵破芬尼亞分子在倫敦地區的炸彈襲擊，所以一度叫“特別愛爾蘭保安處”，只是在芬尼亞分子的襲擊潮平息之后，“政治保安處”才開始“去愛爾蘭化”，將主要監控目標對準移民中的無政府主義者。

此外，英國政府一直以其政治自由主義的傳統為榮，對歐洲各國打擊無政府主義者的反恐行動并未亦步亦趨。實際上，在19世紀的最后二十年，當無政府主義者的自制炸彈把歐洲大陸鬧得天翻地覆時，康拉德所在的英國反倒頗為平靜。作為日不落的帝國，英國一直是各國流亡革命家、無政府主義者的避難所?？唆斉萏亟鸬热?/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