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們的孤獨賽道 | 封面人物

讀博第四年，趙四仍覺得自己的博士身份有些難以啟齒。在社交場合中，需要向陌生人介紹自己時，她都支支吾吾，猶豫不決。

她懼怕說出自己“在讀博”后迎來的“哇”、“啊呀”等語氣詞。每次遇到這樣的情形，她都尷尬地用“腳趾摳地”。她更喜歡別人喊她趙四，這是她起的筆名，有“無名之輩的意思”。

博士生趙四內心覺得讀博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也沒有很厲害”。博士與其他人的區別只在于，這個人寫了一本論文，獲得了點知識。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意義?！斑@不代表你更聰明，更有智慧，也不代表你道德更高?！狈炊赡苁?，“這個人路徑依賴比較嚴重，沒什么自我，（利用讀博）逃避至今?！痹谮w四眼里，她屬于后者。

也許，更直接的問題是，決定讀博的人究竟在追逐什么？答案不盡相同。有人將博士學位作為進入高校的跳板；有人視之為唯一志趣，甚至是“活下去”的理由；還有人覺得自己的專業足夠浪漫，卻又下了不再從事學術工作的決心……

一個博士學位的完成，短則三四年，長則七八年。當一位博士研究生被授予博士學位、走向勞動市場時，很有可能的情況是，他/她兒時的同學早已結婚生子，工作十年有余。選擇學術道路就意味著選擇了一條不同于多數人的賽道，人生的時間軸、自我評價得另當別論。

這是一條看似光環無數、實則異常孤獨的賽道，往下走，很難望到頭。除卻精神層面的孤獨，博士們需要對抗的還有年齡焦慮與同輩壓力、漫長的未知、科研的無果、對學術體系的懷疑、追索意義感的失落，以及情緒問題，等等。懶惰，是其中最容易對付的。

當互聯網上有關“996”工作制的討論正酣時，這群人正獨自穿梭于實驗室、圖書館，循著“796”或是“10106”的時間表生活。但不同于別的崗位，許多受訪者強調，這是一類“只為自己打工的工作”——“做得多就收獲得多”。

近日，我們采訪了近10位博士，從他們的講述里，或許更能幫助我們理解，博士們的掙扎與堅持，孤獨與困惑，那些留下的人也未必比離開的人更勇敢。

一個音樂學博士的思考

中央音樂學院錄取通知書的封皮是暗紅色的，經燙金工藝處理過的三行字妥帖地居于中央，上面寫著，“中央音樂學院的光芒將永遠照耀你的前程”。

收到錄取通知時，趙四意外地平靜。她14歲到北京，先后就讀于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和中央音樂學院。很多時候，她出入的不是音樂廳，就是國家大劇院，身邊相處的同學和老師很多曾在國際音樂比賽中演出成名。在這樣的環境里待久了，趙四有時感覺，“是不是我也還行？”但更多時候，她覺得自己活在名師、大家的陰影下。

她發現，身邊不乏沉迷于名校光環、精英氛圍的同學，許多人的巔峰時刻就是上了這樣一所學校，每逢校慶，“發幾張過去的校園照片，寫上‘母?！?，再配兩個哭泣的表情?！蹦切┪淖掷餂]提到的，可能是之后略顯平庸的人生。

▲趙四  圖/受訪者提供

趙四5歲開始學鋼琴時，父母便為她規劃好了以后要走的路，他們希望趙四學藝術。兩人沒想到，其實鋼琴對趙四的“摧殘也非常大”。

趙四討厭練琴?？贾醒胍魳穼W院附中前，專業課老師告訴她，以她的水平去考附中鋼琴專業，一定考不上。折衷考慮，她選了“需要看很多書，文章也要寫得好”的音樂學。后來升學也沒再換過專業。

讀碩士時，趙四的研究興趣是觀念史。簡單點說，就是研究“大家為什么沒完沒了地在演奏死去的人的音樂”。她當時想：“如果我讀博的時候繼續研究它，應該挺快樂的?！彼慌懦庾鲅芯?，知識的艱澀與追求知識時的狂喜令她著迷，她覺得這是逼自己讀晦澀理論的好機會。同時，她也被另一種念頭拉扯著。

這是一種迫切地想要與外部世界建立聯系的念頭。這股沖動牽引著她與過去乖巧、懵懂的自己決裂。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仰賴音樂學院的高雅與“離地”，趙四能做個不聞窗外事的乖學生，過著一種可預期的生活。對于音樂學以外的專業，她一無所知。實際上，她很早就迎來自己的迷茫期。由于對專業前景感到迷茫，她曾在“豆瓣”上認真提問：“高二，音樂學，畢業后除了在象牙塔搞搞學術，都能干啥？”

趙四的確做過一些嘗試。比如說，在古典藝術經紀公司的格子間做PPT，在二手奢侈品公司做新媒體編輯，或是給一家新媒體寫專欄。她的導師不理解，“你明明擁有不上班的機會，為什么要每天早上趕早高峰去擠地鐵？”其實，她只是想試試別的可能。

音樂學院碩士畢業后的去向無非兩種：一種是進入大劇院、出版社或其他解決北京戶口的“體面單位”；另一種則是繼續讀下去。后者也是父母對趙四的期許。

在學校行政處工作了半年，趙四沒怎么復習就坐進了考場。盡管不愿承認，她在考試方面的確運氣頗佳。意外考上后，她重返課堂讀博士。

她不排斥讀博，卻充滿懷疑?！俺宋覀冑x予學術工作的意志外，可能它本身也有問題。我們把學術體制化，然后它變成一個像《文憑社會》里面的區隔時，就已經失去了本來的功能?！?/p>

在蘭德爾·柯林斯所著的《文憑社會》一書中，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作為文化證書和社會流動的障礙?？铝炙沟难芯恳悦绹鵀闃颖菊归_，在他看來，教育雖然不能增加社會流動的機會，但文憑卻實在地成為換取較優受雇機會和挑選較優職業條件的同伙。它對一些人來說，是獲得閑職的憑證，而使另一些人不得不從事生產性勞動。

趙四想，“讀博是不是一個已經被異化的東西？它成為一種手段，而非目的?！币簿褪钦f，“是不是就要通過讀到最高文憑，我們才能實現個人價值的最大化？”

她沒有答案。早在讀博以前，她和正猶豫要不要繼續申請海外博士的朋友聊天，兩人談到對工作的理解與想法時，達成共識：“我們不要為資本家去賣力，要讓我們的剩余價值流向一個更精神性、更純粹、更有智識的空間?！?/p>

但是，趙四的朋友并沒有去讀博，而是換了工作，搬去上海，繼續“為資本家去賣力”。朋友更現實的考慮是，在文科類博士項目經費年年收緊，競爭愈發激烈的當下，“有必要自費去讀一個博士嗎？”

“更有創造性的”

因為費用問題，林安起初申請博士的時候，沒考慮英國。盡管她認真想過經費不足的情況，打算一邊打工一邊讀書，但“不給錢的地方是不會去的”。

她是一邊工作、一邊申請學校的。很長一段時間，她習慣了工作日工作，周末飛到另一個城市參加學術會議，有時去東京，有時去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