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不夠愛，內陸省會城市機會在哪里？

作為微觀的經濟細胞，企業與城市的發展同頻共振，是城市永續發展的活力所在。對城市而言，企業等市場主體規模及變化趨勢體現著城市的經濟活力與發展潛力。

“企業去哪兒”是新發展格局下的城市動能之問，為了解企業家心中的最優城市，呈現當前我國城市競爭力格局，南方周末城市（區域）中心開展了“企業家心中的理想之城”調研。

該調研于2021年7月到9月開展，調研對象為企業經營者、企業管理層以及其他市場主體經營者。調研內容包括企業家及其他市場主體人士選擇城市開展經營業務的偏好、偏好原因和對不同城市營商環境的看法。

調研報告顯示，市場需求、供應鏈和人力資源是企業家最為看重的“宜商”三要素；北上廣深依然是企業家心中最理想的城市，“一線”地位無法撼動；一線之外，沿海地區的副中心城市整體上更受歡迎。

企業家更愛沿海城市

從具體城市類型來看，一線城市最受認可；若再次開辦企業，47.8%的受訪者選擇了北上廣深。這樣的結果并不意外：這意味著在企業人士的認知中，一線城市依然是最佳的“宜商之城”。

不過，在企業家心中，一線城市已并非必選項，南京、杭州等“沿海副中心城市”正成為較好的選擇。

在回答“未接觸城市中營商環境感知更好的城市”時，“沿海副中心城市”幾乎與北上廣深平分秋色，均獲得43.5%的“好感度”；僅8.7%的受訪者選擇內陸省會、直轄市作為再次開辦企業的城市。

我們有必要解釋一下“沿海副中心城市”。在東部沿海地區，北上廣深毫無疑問是最具輻射力的核心城市，而在這四座城市周邊，或者其它沿海省份，經濟體量超（接近）萬億、常住人口超（接近）千萬的城市，同樣具備輻射能力，在區域經濟中居于“副中心”地位。

這些城市也是熱門的“新一線城市”。近年來，公眾對“新一線城市”的討論熱度越來越高，沿海和內陸幾乎平分秋色。但工商圈的表現大相徑庭——在城市的選擇上，工商業人士或許更偏向副中心城市。

該結果或許受到樣本選擇的影響。本次問卷調研中，北上廣深的企業人士占比超過五成，中小企業相關負責人超過八成。

沿海地區的產業集群覆蓋較廣，一線城市中小企業的企業主更容易透過合作伙伴的口碑傳播和當地媒體的報道等渠道，間接了解某座城市，從而對其產生好感。

內陸城市的差強人意，很有可能是受訪者不熟悉所致。

撇開現實的經濟實力差距不談，從企業家感知層面看，這從側面反映出，內陸城市尤其是內陸較好的“強省會”很大程度上是“養在深閨人未識”，其營商環境信息仍需要更有效的傳播。

“宜商三角”的魔力

除卻調研誤差的影響，一線城市為何擁有最多“喜愛值”，一線城市與沿副中心城市、中西部省會（以及作為特殊存在的直轄市重慶）之間的梯度差異因何形成？

該問題衍生的問題是，企業家選擇一座城市，選擇的是什么？

區位理論認為，企業區位選擇受資源稟賦、勞動力成本、市場需求等多種因素影響。

本次調研中，市場需求、供應鏈協同和人力資源供給是市場主體最為看重的三條因素，獲得的“支持率”均超過40%，可謂當前城市競賽的“宜商三角”；而政府效率、基礎設施和營業成本，這三條因素的“支持率”均在28%-35%之間，形成明顯的層級。

交叉分析后發現，一線城市的優勢在于相對均衡的“宜商供給”。在企業家看來，北上廣深是供應鏈、消費市場、人力資源、基礎設施、融資體系、教育醫療、競爭環境等元素兼備的“七邊形戰士”。

廣闊的市場需求、豐富的人力人才資源、完善的基礎設施等資源要素能幫助他們更好地開展業務。從“宜商”的效果看，無論是市場主體總量還是新增主體數量，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均位居全國前列。

相較于一線城市，沿海副中心城市有諸多優勢，最明顯的兩個是：共享核心城市的市場需求和上下游供應鏈，尤其是利用核心城市的人才和技術創新成果；土地成本和人力成本相較于核心城市較低，生活壓力相對較小。

這里的“市場需求”包含兩個層次：一是消費者端的消費需求；二是生產者端的產業鏈需求。以粵港澳大灣區為例，佛山的家具家電，深圳的數碼產品，對應的是消費需求；而東莞和珠海的工業機器人、香港的建筑師服務，面向的是產業鏈需求。

這使得沿海副中心城市，在本次調研中擁有了與一線城市相當的“支持率”。這多少是個戲劇性的結果。從市場主體占常住人口比重來看，蘇州、青島、南京、廈門等城市比重較高，部分城市甚至超過一線城市。

較低的經營成本、優良的生態環境以及更豐富的日常生活，是內陸省會城市（以及作為特殊存在的直轄市重慶）的比較優勢。

然而，由于距離的長遠，內陸城市很難“共享”一線城市的市場需求。這也就是說，在“宜商三角”的作用下，內陸地區并不具備沿海地區的優勢。由于對市場需求、供應鏈和人力資源的看重，企業家很可能將選擇的天平傾向沿海地區。

內陸城市的機會在哪里？

結合調研結果，中國城市的“宜商之力”，正在發生結構性位移。

改革開放早期，綜合成本比較優勢點燃沿海地區“辦廠”的第一把火。隨著企業的集聚和勞動力的不斷涌入和“鐵公機”的迅猛發展，沿海地區最終確立了供應鏈優勢和基礎設施優勢。

如今，我們發現，在企業家的心目中，營業成本、產業優惠政策乃至政府效率等因素已轉居中游；市場需求、供應鏈和人力資源供給更受青睞。

從區域看，市場需求、供應鏈和人力資源供給正是東部沿海地區的優勢；而較低的營業成本、較好的產業優惠政策，則是中西部地區的優勢。

內陸的省會城市及唯一的直轄市重慶，與蘇州、杭州、南京相比，在市場需求、供應鏈和人才供給上還存在一定的距離。

我們認為，這樣的重要性排序，反映的是中國經濟轉軌進程中，企業端發展邏輯的根本轉型。當前，疫情給全球經濟增長帶來更大不確定性，穩定的供應鏈和人力資源供給意味著不確定性風險的對沖，而穩定的本地或周邊市場需求，是企業運行的穩定器，更是融入“國內大循環”的關鍵尺度。

在消費水平上，與珠三角和富庶的長三角等沿海地區相比，中西部稍弱。

不過，中西部地區或許可以獲得“局部”的優勢：重慶入圍“國際消費中心城市”試點，西安、成都和長沙等近年來在社交網絡爆紅，消費潛力亦值得期待。

至于生產者市場，中國在沿海地區已經形成了堅固的企業集群。這樣的集群分為兩類，一是若干行業上下游鏈條完備的“地方化經濟”，以東莞、溫州的專業鎮為標志；二是行業多元交相輝映下，知識溢出和跨界帶動新業態的“城市化經濟”，以深圳和杭州的創新產業園區為標志。

從區域上看，沿海地區形成的企業集聚，多是外資涌入和民營經濟勃興形成，優勢城市較多；而中西部城市主要因新中國成立后“三線企業”布局形成的基礎，地方政府主導的特色較重，主要集中在省會城市和襄陽、湘潭等傳統工業大市。

據《2020中國民營企業500強》報告，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主要分布在沿海省份。我們可以發現，除省會城市杭州外，蘇州、無錫、寧波、南通等城市500強民營企業數量位居全國前列。前15名中，除省會城市武漢和直轄市重慶外，中西部并無其他城市入圍。

從區域上看，沿海地區的人力資源供給優于中西部，這是東部率先發展和市場因素作用的結果；但從政策實踐看，由于中西部城市成本較低，可供開發的土地較多，拿出的招才招商價碼往往更優惠。

2017年以來，為留住人才，中西部城市率先搶占人才賽道。2017年5月，武漢出臺支持百萬大學生留漢創業就業的政策，至今年該政策仍有升級；同年6月，西安放寬本科及以上學歷人員落戶的年齡限制；2019年，石家莊打響全國零門檻落戶第一槍，全面放開城區、城鎮落戶限制，僅憑居民身份證、戶口簿便可直接落戶。

從近十年常住人口增量來看，除深圳遙遙領先外，部分內陸城市表現已經接近一線水平。成都、西安、鄭州、杭州、長沙、武漢等城市2020年常住人口較2010年增長超過200萬，增量均進入全國前十，城市引才政策效果明顯。

這也就是說，人才政策有可能成為內陸城市反超沿海的關鍵點。

但從調研結果看，在工商業人士的心中，營商環境還是沿海城市“香”。認知和事實的某種悖離，既可能是宣傳工作還未跟上，也可能是迅猛追趕的中西部城市還未能將營業成本的優勢、生活環境的優勢和市場主體長遠發展需求，穩妥有序地統籌起來。

作為佐證的調研結果是，房價太高是企業離開城市的首要影響因素，占比高居56.5%；業務量不足和政府服務差稍次之，分別以52.2%和37%的占比位居第二和第三位；前五中有三個因素是員工對城市的生活感知。

這也就是說，面向市場主體的城市競爭中，沿海城市的重點在于控成本和補公共服務的短板；而以“強省會”為標志的內陸城市，則需要發揮成本低和生活好的優勢，將宜居和宜業良好地統一起來，構建中西部特色的比較優勢。

附：調查對象基本情況

此次調研通過線上的方式收集問卷，共計發放3000余份問卷，回收問卷超過2300份。調研對象具體情況見下表：

寫在后面的話：

這是南方周末城市（區域）研究中心“宜商之城”系列研究報告之一。

過去三四十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離不開城市營商環境的改善。良好的營商環境能為市場主體提供更好的成長環境，釋放城市經濟發展新動能。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沖擊和重塑全球經濟格局，加快形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成為我國重大戰略，這對我國地方政府的營商環境建設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們認為，中國城市要成為宜商之城，必須經歷九道考驗。本周起，我們將從九個維度逐一分析城市的宜商之力，為您呈現中國重點城市的“宜商九考”。

“宜商九考”第一考，即將揭秘，敬請留意。

“宜商之城”研究團隊：

統籌：姚偉新、孟登科

執行統籌：戴春晨

指標模型編制：戴春晨、郭倩倩

數據挖掘與處理：黃艷欣、鄭璧薇、蘇經俐、孫楠欣、徐紅梅、王靜、郭晨杰、楊曉鑫、龍曉旭、齊楚、劉瑋鈺、陳曉楠、葛安娜、田也、鄧玥、吳楊、程瑜婷

數據分析：戴春晨、危昱萍、郭倩倩、鄧麗萍

章節執筆：鄧麗萍、鄭璧薇

可視化：黃艷欣、白樺

（頭圖/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