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省錢這件事上，這些城市是認真的

又是一年“雙十一”。

年輕人們費力解答“滿減”算術時，老板也在認真地鉆研省錢“方程式”。從人工開銷到場地成本，再到水費、電費、寬帶費，樣樣得花。

一座城市要成為“宜商之城”，超強“省錢力”必定是重要的條件。我們繼續走進“宜商九考”，推出《57城成本優勢榜》，通過勞動力、土地和水電等要素成本，綜合評判這些城市的“省錢指數”。

“賭城”合肥，靠性價比翻身

內陸城市的綜合成本“壓力值”小是意料之中，但某些城市也確實“有點東西”。

比如，榜單的“隱形冠軍”——合肥。

在排名靠前的15座城市里，只有合肥是GDP萬億量級、人口千萬量級的城市。眾所周知，這類城市市場容量大、人力供給足，最適合“搞錢”。

而在成本優勢榜的突出表現，意味著：在中國，合肥是既能“搞錢”又能“省錢”的“性價比之王”。

十多年前，合肥的標簽是“全中國最大的縣城”；而現在，標簽變得很有氣勢——“全中國最敢‘賭’的城市”。地方政府近年來若干個百億級“風投”行動，令這座城市名聲大噪。

合肥蔚來生產基地圖（新華社 /圖）

當下，很多人談到合肥，談的是地方政府的“風投”主義，以為合肥的“翻身”靠“賭”。但再看看合肥的成本優勢，你會發覺這座城市“賭”的另一面是硬實力。

在這里，你可以擁有新一線的機遇，二三線的成本，小縣城般的徽派生活。

在合肥辦公司到底多省錢？這里的土地成本，跟唐山、鹽城等三線城市差不多；這里的人力和水電成本，還追不上57座城市的平均值。

這還不夠。按蔚來創始人李斌的說法，蔚來落戶合肥，整車物流費用比奔馳寶馬還要低?！斑@得益于合肥承東啟西、連南接北、通江達海的區位優勢?！?/p>

在合肥之外，許多內陸城市也表現不錯。

西安、鄭州和武漢跑進榜單前三十名，占據中上游位置；重慶和成都也優于東莞、福州、蘇州等沿海城市。

內陸城市的優勢主要體現在勞動力與土地成本上。以武漢為例，2020年度工業地價僅為571元/平方米，低于19個萬億GDP城市（含準萬億東莞，下同），平均薪資也低于24個萬億GDP的平均值。

不過，內陸城市并不是門門“科目”都優秀。華北的石家莊、呼和浩特和東北的長春，非居民終端用水價格都在6.8元/噸以上，價格可不低。這主要跟當地的水資源分布、污水處理率相關。

再比如，在近期引發熱議的電力問題上，哈爾濱和長春的工商業電價僅次于北京，長沙、武漢和襄陽相對也較高。這里的原因就更復雜了，有發電設備單機容量小的歷史原因，有煤炭資源不足運費高的原因，也還有工業結構的問題。

當然，成本只是企業考慮的其中一個因素，內陸城市若想站立潮頭，還需市場、產業鏈、交通設施、政府服務多條腿走路。

單就成本來說，正如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所言：成本是一個曲線，降到最優點以后就會往上升，這就是“成本的詛咒”。

從這個角度來說，內陸城市目前的“成本優勢”終將成為過去。這些城市在抓住機遇的同時，更重要的一點是擴大開放、創新突圍。

一方面開拓新市場、獲取新資源，另一方面通過制度和技術的創新，提高生產效率，不斷向右下方去推移成本曲線，形成一個連續的、動態的、下移的成本模式。這也是所有城市的永恒考驗。

北上深“貴”了

一線城市表現“貴”得離譜，似乎并不意外。

北京、上海和深圳實現斷崖式“領先”，為成本優勢榜的最后三名，深圳總分與第四名南京有將近20分分差，廣州、杭州、寧波位列其后；北京則包攬了用人、用地、用水、用電全部指標的“第一名”，堪稱“貴”氣逼人。

薪酬方面，北京以12358元領銜“最貴人力”排行榜，上海和深圳緊隨其后；而北京的工商業用地成本有多高呢？3000元能合租上相對不錯的房子，卻只能買到一平方米左右的工業用地；25000元的月薪已足以令人歆羨，卻只能買到一平方米左右的寫字樓面積。

一線城市經營成本高，很大原因是需求旺盛，這是繁榮的體現。但當全行業都在漲工資、漲場地租金，企業的盈利能力又有差異，效益好的企業會擠壓效益不好的企業，上漲的成本會吃掉后者的利潤“蛋糕”。

這就是劉鶴副總理之前提到的“鮑莫爾病”。

企業開支越來越多，效益卻不見好轉，一旦頂不住就會往能省錢的地方跑。制造業的外遷而導致產業的“空心化”，倫敦、紐約等很多城市都有前例。

生了病就要治。營商成本，并非單純比較大小的絕對概念，而是將所創效益與要素投入綜合來看的相對成本。成本漲勢如果不能逆轉，那有效的辦法就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通過技術升級、管理模式改進等，使得更少的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投入，獲得更高附加值的產品。

在全球制造業產業鏈“微笑曲線”中，生產制造環節，附加值最低，是改革開放以來很多沿海城市主要干的活兒；而兩端的研發、品牌、售后服務等，則是發達國家的傳統地盤。

徐文杰.基于微笑曲線的中國動漫產業模式分析[D].浙江大學,2011.

要提高產品的附加值，要么提高生產環節效率將“微笑曲線”的中端拉平，要么向兩端進發。

這是紐約、北上廣深等大都市共同的轉型邏輯。這解釋了這些城市的智能制造和新經濟為何那么發達，也解釋了深圳平安國際金融中心一棟樓的產值為何可以超越很多城市。

在轉型過程中，數字化的應用非常重要。在劉鶴副總理的講話中，解決“鮑莫爾病”跟彌合“數字鴻溝”并提。

對于曾經作出重大貢獻的制造企業，則鼓勵疏解騰退，把空間讓給更高附加值的企業的同時，也能在成本“舒適”的地方緩一口氣，實現再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企業并沒有搬得太遠。為了繼續享受產業鏈、市場等區位優勢，他們往往選擇在周邊的城市。這也促進了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形成。

北上深轉型，沿海城市吃飽？

課題組之前的調研結果顯示，若再次開辦企業，37%的受訪者選擇沿海副中心城市，喜愛度僅次于北上廣深。

改革開放早期，沿海地區外資涌入和村鎮企業的崛起，有一個關鍵因素就是綜合成本比較低。

三四十年過去，沿海地區的成本優勢早已不再明顯，而中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和供應鏈正在慢慢優化。

這是不是意味著沿海地區的好日子要過去了？

其實不然。沿海地區的很多城市，不夠“便宜”但夠近，方便和北上廣深這幾個“巨無霸”對接。

在長三角，滬蘇高速的開通，推動了蘇州的崛起；在珠三角，教科書般的廣佛同城化，是佛山城市繁榮的關鍵；而以華為終端外遷為標志，深莞更加頻繁的互動，讓坊間流行起“環深圳城市”的說法。

在中國的版圖上，蘇州、佛山和東莞這類“沿海副中心”城市非常特殊。

一方面，這些城市是人口迅速流入的制造業重鎮，是某種意義上的“中心”；另一方面，憑借相對低廉的成本，承接產業轉移，共享一線城市的人力和技術優勢，變成核心城市的強大輔助。

蘇州的工業地價僅為上海的1/3，東莞的工業地價是深圳的1/2，而人力成本“蘇東佛”為“滬深廣”的80%-90%。

在較一線城市相對低廉的成本之外，他們還探索制度創新。以蘇州為例，在用地制度上，蘇州政府創造性設計了分段彈性年期（10+N）掛牌出讓的方式，開始只用付10年的錢，但會對投資強度、達產時間、畝均稅收等指標進行“期中考核”，之后決定是否續約。在前期減低企業成本的同時，還有益于園區產業用地的集約利用。

僅看“蘇東佛”與一線城市的成本比較，似乎還能保持樂觀，但當引入更多城市變量，就是另一番情景：

綜合成本來看，南京超過“老一線”廣州，位列第四，成為“新一線”成本高地；杭州以微弱差距低于廣州，寧波、溫州等一眾長三角城市緊隨其后。

在用地成本上，南京、天津、福州、杭州、廈門和珠海等六座東部城市進入前十；

在用人成本上，杭州、南京均超廣州，其中杭州進入“四大萬元戶”行列，南京從2018到2021年，以29.4%的增速領跑57城。

這是不是這些城市的成本漲幅太大了呢？沿海副中心城市的主政者們要有憂患意識了。

“宜商之城”研究團隊：

統籌：姚偉新、孟登科

執行統籌：戴春晨

指標模型編制：戴春晨、郭倩倩

數據挖掘與處理：黃艷欣、鄭璧薇、蘇經俐、孫楠欣、徐紅梅、王靜、郭晨杰、楊曉鑫、龍曉旭、齊楚、劉瑋鈺、陳曉楠、葛安娜、田也、鄧玥、吳楊、程瑜婷

數據分析：戴春晨、危昱萍、郭倩倩、鄧麗萍、吳楊、葛安娜、劉瑋鈺、鄧玥、陳曉楠、王靜

章節執筆：郭倩倩、黃艷欣、徐紅梅

可視化：白樺、黃艷欣

*如需要完整榜單，請通過郵箱only_city@infzm.com與我們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