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難事”與“史上最牛規劃局長”——成都城鄉平權5年寂靜改革

●時任總規劃師的張樵愣住了：大學規劃專業里學來的，沒有“農村規劃”……

●一位輪替到鄉村學校的城市校長，第一天的工作，是教孩子們改掉用袖子擦鼻涕的習慣。

●非得是“提得斷根”的人，才能擺平。

都江堰市鶴鳴村的村支書劉文祥，現在可以粗聲大氣地講他們村土地改革的過程了。此前，“產權改革”的字眼敏感而微妙。劉文祥被市里一再關照：不接待記者，不要對人講。不宣傳、不交流。

“只有確權，才能維權。”這樣的標語，以前是不會刷在墻上的。2008年3月，這個偏居成都一隅的鄉村，頒出了第一張農村承包地和集體建設用地的權屬證明。

都江堰市統籌城鄉工作局局長羅朝鵬，也一度秉承著同樣的原則——改革一直在低調而略顯神秘地進行著，直到有一次面對記者，他的主管領導說：“說嘛，怎么想就怎么說！”

這一變化的契機，是十七屆三中全會。會議明確：我國總體上已經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

在成都，“城鄉一體化”從五年前起，就是關鍵詞。2003年10月，一場試圖重構城鄉的巨大工程，逐漸啟動。那時人們更關心“CBD”、“金融中心 ”、“產業龍頭”、“都市圈”這些概念。五年后，到處熱議農地流轉、“占補平衡”，人們難掩急切心情，期待宏觀政策和中央部委給出更多松動。

相比之下，成都反而顯得安靜。

在全國城鄉收入差距繼續拉大的情況下，五年寂靜的探索，成都的城鄉差距持續縮小。

作為全國先行一步的改革，或可為后來者以啟發、以鏡鑒。

“瓷器店”里的舞蹈

觸碰產權改革之前，成都做了4年準備。

當時的事實是：二元結構無所不在，要想動手破除，幾乎就像在瓷器店里跳舞，一個動作不小心，就可能引發禍端。

2004年起，成都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開始向農村覆蓋。

年初，為增開一輛通往鄉鎮的公交車，協調了18個月。路網相通，“城區里”歸市政公用局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