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氣”余額已不足,一線城市怎么辦?
進擊的內陸省會。
責任編輯:戴春晨
即使是一線大廠的老板,也常常為一些事情苦惱,比如招人。
課題組早前的調研結果顯示,人力資源以超40%的支持率與消費市場、供應鏈構成營商環境的“黃金三角”,與其他因素形成明顯層級。也就是說,一座城市是否宜商,重要的檢驗標準之一為是否具備“人氣”。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離不開人口紅利的推動。
此次《57城人力資源榜》將為您揭曉“最具人氣”的城市榜單。
課題組將從勞動人口基數、人口流動和人口結構三個方面來考察城市的人力資源。
勞動人口基數,即勞動力規模,它構成城市發展的中堅力量;
人口流動,體現著城市吸引力,它是人才供給的重要來源與保障;
人口結構,則關系著城市發展水平與質量,影響著城市的未來。
榜單顯示,“人往高處走”是“遷徙中國”人口流動的底層邏輯。榜單排名前十均為GDP超萬億且常住人口超1000萬的城市,超大、特大城市人口聚集的馬太效應愈發明顯。
三大城市群中,珠三角“雙子星”攜手共進,成功奪下冠亞軍;長三角優勢依舊,以穩定“輸出”拿下前十五的三分之一席位;京津冀只見北京,稍顯“落寞”。
從區域來看,中西部省會城市表現亮眼,前十五中占據六席,崛起為人力資源賽道的黑馬,是中國城市發展的一批潛力新星;東北地區無一城進入top15,人力資源形勢略微嚴峻。
一線城市,兩種路徑
57城中,深圳、廣州、北京拿下前三,但并非“高不可攀”,三城在人力資源上已很難保持絕對領先優勢,上海甚至被反超,退居第六位。
具體來看,四座一線城市無法拉開比分的關鍵原因,在于較低的落戶自由度。在這項指標上,四城包攬了倒數后四位;上海在總分上的“離隊”,則是由于較重的人口負擔拖住了本就“緩慢”的后腿。
根據城市總體規劃,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的常住人口上限分別為2300萬人、2500萬人、2000萬人和1900萬人。目前四座城市人口余額分別僅為110.7萬人、12.91萬人、132.34萬人和143.99萬人。
為控制人口總量,北京和上海早已抬高落戶門檻。
“七普”數據顯示,北京人口年平均增長1.1%,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長率3.8%下降2.7個百分點;上海年平均增長0.8%,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長率3.4%下降2.6個百分點。兩城常住人口增長緩慢。
今年,深圳和廣州也正式走上政策收緊之路。
5月,《深圳市戶籍遷入若干規定(征求意見稿)》不僅調高了人才落戶的學歷、技能和年齡底線,還停止了新引進人才的租房和生活補貼。
8月,廣州黃埔區正式取消人才購房政策,南沙區則提高了購房要求。引進人才的利好政策開始“打折”。
對外來人口而言,戶口,不僅象征著“新市民”的身份認同,還意味著能夠享受到城市的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這是城市吸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受社會整體生育意愿降低影響,跨區域的人口流動成為城市人力資源的重要來源。
當前,我國正進入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時代,但在實現根本轉變之前,我國對勞動力的需求總量依然很大。人口紅利逐漸退去之際,有著豐富勞動力資源的城市優勢將更加明顯,其中所存在的潛在人才優勢也將為城市未來的發展帶來更多可能。
從四座城市人口余額均不足150萬人的現狀來看,落戶條件放開放寬或許并不現實。那么,北上廣深如何保持人力資源優勢呢?
作為一線城市,廣州和深圳的落戶門檻相對較低,同時憑借工業化吸引了大量人口。十年間,兩座城市人口增量分別為713.6萬和597.6萬,還將存在一段時間的人口紅利。
至于北京和上海,提高城市人口質量、調節人口結構,將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已迫在眉睫。
在人口余額告急的背景下,兩城選擇了對城市建設所需人才降低落戶門檻的策略。
2020年9月,應屆博士、“雙一流”高校的碩士,以及上海交大、復旦、同濟、華東師大的本科畢業生,符合基本申報條件即可落戶上海;2021年7月,《北京市引進畢業生管理辦法》提出,清華、北大、復旦、上交、浙大、中科大、南京大學七大高校的本科畢業生只要符合要求,就可直接在首都安家落戶。
據南方周末報道,近年來,上海交通大學本科生留滬率在50%左右,2020年這一數據則高達70%。從數據上看,這一策略成效頗豐。
聚集人口、人才后,人力資源與公共服務資源錯位則是一線城市接下來還需要繼續解決的問題。
沿海地區的機會窗口
前文提到,一線城市人口總量均已逼近上限,但人口向大城市聚集的趨勢不會發生改變,一線城市周邊的副中心城市迎來機會窗口。
從區域經濟學角度看,隨著城市群的成熟,核心城市對周邊的影響會從“虹吸效應”轉為“擴散效應”。這也就是說,未來一線城市會發揮人口集散的效應,人口聚集后,會向一線城市周邊疏散。
從政策來看,廣州、上海已開始行動。
2021年5月,廣州發改委發布的《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廣清接合片區廣州(片區)實施方案》中提出,將在增城、從化、花都三區逐步取消重點人群落戶限制,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
《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5年)》提出將重點建設嘉定、松江、青浦、奉賢、南匯等新城,將這些新城培育成為在長三角城市群中具有輻射帶動能力的綜合性節點城市。
經測算,蘇州、佛山、東莞、寧波四座地級市憑借較高的常住人口增量闖進了人力資源榜單前二十五名。
數據顯示,近十年來,蘇州、佛山、東莞的常住人口增量分別達228.8萬、230.5萬和224.6萬。其中東莞人口首次突破千萬,進入千萬城市行列,成為繼廣州、深圳后,廣東省第三個常住人口1000萬以上的人口大市。
在地理位置和產業基礎的加持下,研究團隊認為,蘇州、佛山、東莞等沿海副中心城市將承接來自上海、廣州、深圳的產業人口外溢,再迎一波人口紅利。
課題組之前的調研發現,沿海副中心城市一方面可以共享核心城市的市場需求,另一方面土地成本與人力成本相較于核心城市較低,因此已成為老板心儀的“下一站城市”。
但沿海副中心城市存在的問題也不能忽視。龐大常住人口總量與“招工難”并存的現象使得蘇州、東莞、佛山三座制造業大市的發展陷入困局。招不到人同樣也是令老板“頭禿”的難題。
空有人力,卻無紅利。沿海副中心城市如何做?
據調查,除內陸城市通過強省會戰略吸引人口回流外,沿海副中心城市“招不到人”的原因在于留在當地的人不愿意進工廠,更愿意去相對更自由且工資高的服務業。
這提醒著沿海副中心城市,要加快產業轉型升級,由“制造”向“智造”轉變。
內陸省會城市的潛力
沿海副中心城市承接一線城市人口外溢紅利之時,內陸省會城市正向一線發起沖擊。
評價結果顯示,成都已取代“魔都”,列位“一線”,鄭州緊隨其后西安、武漢、重慶、長沙“組團”沖進前十,占據“出道”半壁江山。
課題組認為,近年來中西部省份的“強省會”戰略與人才政策帶來的回流人口和引進人才是內陸地區重要的增量資源。
十四五規劃中,湖北、四川、河南、陜西等省份均提出了“強省會”戰略。據2020年省會城市GDP占全省比重的數據,成都、武漢、西安三城占比均在35%以上,西安甚至達到38%,三地較為穩固的“強省會”吸引了勞動力的回流。
《2019-2020年返鄉置業調查報告》顯示,重慶、成都、西安、武漢位列返鄉置業熱點城市前四名。
在一線城市落戶和人才政策收緊的趨勢下,部分內陸省會城市逆勢而為,放寬了相關限制。
2017年武漢出臺的支持百萬大學生留漢創業就業政策今年仍有升級;西安則提出,普通高等院校、中等職業學校(含技校)畢業或具備國民教育同等學歷的人員及留學回國人員可落戶,對社保、就業和畢業年限并未做出要求。
憑借更優惠的引才措施,內陸省會城市崛起為人力資源賽道的黑馬,成為中國城市發展的一批新生力量。
近十年常住人口增量上,部分內陸城市表現已經接近一線水平。成都、西安、鄭州、長沙、武漢等城市2020年常住人口較2010年增長超過200萬,增量均進入全國前十,城市引才政策效果明顯。
作為長期人口凈流出的城市,重慶的進步可謂驚艷。
近20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00年、2010年、2020年重慶市常住人口數據分別為3090萬、2884.62萬和3205.42萬。從2000年-2010年人口流出約205萬到2010年-2020年人口流入320.8萬,重慶市常住人口數量變化呈現“V”型反彈。
其中,2010-2020年十年增幅達到11.12%,遠超全國5.92%的平均水平。僅2019-2020年一年的人口增量便達到81.42萬,人口回流加速,改善了過去300萬凈流出人口的城市發展格局。
人力資源流動背后的推動力是地區的經濟活躍度,就業機會和收入水平影響著人們的第一選擇,醫療、教育等生活品質則是留住人口、人才的關鍵因素。
當前我國人口紅利區域布局正在悄然發生改變。擁有前期資源積累利好的老牌一線城市人力資源優勢仍將持續,沿海副中心城市和內陸省會城市成為人力資源的“潛力新星”。
我們的觀點是,一線城市需要做的是盤活現存公共資源,提升常住人口城市生活品質,利用不多的人口剩余空間調節人口結構、提升人口質量,為城市發展創造更多的人才紅利;
沿海副中心城市,則要避免“只有人力,不見紅利”的困境,加快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轉型,用更優質的崗位承接一線城市的產業人口外溢;
內陸省會城市在發揮低生活成本優勢的同時,則需要補足宜業短板,增強人力資源的比較優勢,用人口、人才獲得企業家的青睞。
“宜商之城”研究團隊:
統籌:姚偉新、孟登科
執行統籌:戴春晨
指標模型編制:戴春晨、郭倩倩
數據挖掘與處理:黃艷欣、鄭璧薇、蘇經俐、孫楠欣、徐紅梅、王靜、郭晨杰、楊曉鑫、龍曉旭、齊楚、劉瑋鈺、陳曉楠、葛安娜、田也、鄧玥、吳楊、程瑜婷
數據分析:戴春晨、危昱萍、郭倩倩、鄧麗萍、吳楊、葛安娜、劉瑋鈺、鄧玥、陳曉楠、王靜
章節執筆:鄧麗萍、蘇經俐
可視化:白樺
*如需要完整榜單,請通過郵箱only_city@infzm.com與我們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