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價戰爭】最該警惕的是滯脹

如果借宏觀調控之名繼續擴張看得見的手，卻又不能對政府行為和國有投資進行有效約束，則毫無疑問會增大低增長高通脹概率，給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帶來難以想象的惡果

2008或是高增長拐點
    目前看來，中央政府最為擔心的是兩高，即高增長、高通脹。所以把2008年經濟增長的預期目標定在了普遍認為明顯偏低的8%的水平上，消費價格指數上漲也希望控制在4.8%以下。
    2007年我國的GDP增長率為11.4%，現在一下調低了3.4個百分點，并不意味著政府就真的認為只能達到8%，而是為了防止經濟由過快轉向過熱，表明一下中央政府的態度而已，這點有關政府官員也不諱言。
    而物價指數的4.8%，也不意味著政府就是以為這是今年的“天花板”，而是要顯示控制物價的決心：今年物價上漲不能超過去年！
    目前以及可以預見的今后相當一段時間內的中國經濟政策，都將在這樣的基礎上制定出來。
    假如我們認為“雙高”是中國經濟目前和今后的主要問題，那么宏觀調控的措施或許沒有太大問題。但是，有沒有另外的可能？即在今后的某個時間，出現低增長、高通脹？筆者認為，這種可能性是有的，并且從目前情況分析，可能性還比較大。
    先看經濟增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經歷了三個高速增長時期：1981年到1988年，基本是兩位數左右的增長；1989年、1990年則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一下降到4%左右，陷入低迷；1991年后，受鄧小平南方講話的推動，改革開放進入新的時期，經濟又進入10%以上增長的高速通道；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我國經濟再度跌落，回到8%左右；2001年后開始新的增長周期，增長速度連年提高，直到2007年達到了11.4%，為1995年后的最高值。
    那么，2008年以及此后能夠保持持續高速嗎？
    從前幾個經濟增長周期來看，1980年代的高速增長維持了7年，1991年后的經濟增長也維持了7年。之后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內憂外患使中國經濟一下陷入低迷。
    相信很多人都還記得，1998年為了達到8%的增長目標，政府動用了多少非常規手段！追加發行國債增加投資不說，還要求9月份才定的項目當年就必須完成投資總額的一半，以至于有些基礎設施項目在冰天雪地中進行土方施工。而對外出口，居然要求先報關再出口，報關時間截止到12月31日24點。
    但即使如此，那些大小領導依然沒有按照立下的“軍令狀”完成任務，當年增長只有7.8%。本輪經濟增長已經持續了6年，還能高速多少年？
    目前來看，各機構普遍預測2008年中國GDP走低，從9%到11%不等。但多半機構和專家都預測我國的物價上漲將加速或保持較高水平，高通脹的警鐘已經敲響。

低增長高通脹危機
    筆者擔心的是，一旦低增長、高通脹并存，中國經濟將遇到前所未有的極大危機！高增長低通脹當然好，如2006年以前；高增長高通脹能對付，如1993年以后；甚至低增長低通脹也還可以忍受，如1989年、1990年。但假如遇到低增長高通脹，或稱滯脹，則會引發一系列經濟乃至社會問題。根據目前我國情況，經濟增長在7%上下，物價上漲在5%左右，就可認為是低增長高通脹，很多問題就將難以應付。而2008年下半年以后，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性還很大。
    筆者認為，我國經濟，最可怕的是滯脹，最該警惕的是滯脹！為此計，有關的宏觀調控目標和手段都應進行修正。也就是說，宏觀調控目標，不應以單純壓低經濟增長率即防止過熱為主要目的，同時也要注意防止過冷。
    因此從手段上來說，就應更多地選擇市場手段而非行政手段。假如還像1993年后那輪宏觀調控那樣主要用行政手段控制信貸、投資，則可能重蹈以往管住了投資卻也扭曲了市場因而憋死了經濟的覆轍?？紤]到國有投資和市場化投資的不同特點和效益水平，以及我國的發展方向，必須嚴加控制政府投資和國有投資，而放松市場化投資管制，這樣一方面可以防止低效益甚至沒有效益的過熱，另一方面又保持了市場的活力，不至于隨后陷入過冷，同時還借機推進了政府職能轉變和市場化改革，可謂一舉多得。
    而控制物價上漲水平，也不應一味利用行政手段壓制物價，因為目前的物價上漲，也有相當成本推動因素，單靠壓是壓不住的，而行政手段失靈后就可能演變為惡性通貨膨脹，因而必須有堵有疏。一方面順應市場，逐步釋放上漲壓力，不能把方便面之類商品都由中央政府實行價格管制；另一方面要加快壟斷部門的改革、開放，引入競爭，從而降低重要基礎性產品和服務的價格，以降低總體的物價水平。如此一來，方可能建立市場化的價格形成機制，為經濟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奠定基礎。
    同時應該強調的是，嚴控政府和國有投資，在防止非理性過熱和降低物價上漲壓力方面都有重要意義。雖然從統計上看來，國有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從1995年前后的50%以上降到了現在的三分之一左右，但實際上股份制經濟中也有相當部分是國有控股，因而國有投資在我國固定資產投資中仍占主導地位。而民營投資雖增長很快，但受到極大局限，包括市場準入方面的限制，短時期內難撐大局。外商投資則由于多方面原因難有大的突破，在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由1994年的17%下降到了2007年的不到5%。這種不合理的投資結構既會推動非理性過熱，也會加重通脹壓力，同時還是導致可能的滯脹的最大隱患。
    眼前看來，或許滯脹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如假宏觀調控之名繼續擴張看得見的手，卻又不能對政府行為和國有投資進行有效約束，則毫無疑問會增大滯脹的概率，給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帶來難以想象的惡果。
    （作者為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電子郵箱mayu1994@vip.sina.com）

（責任編輯 鄧瑾 助理編輯 溫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