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齡化”撞上“少子化”，人口結構困局如何破解？

編者按：11月4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撰寫的《客觀認識高齡少子化階段性特點》一文發布。他強調，與高收入國家相比，我國的高齡少子化挑戰來得太早，同時應對的時間空間約束性更強。高齡少子化挑戰，如何破局？

當前，我國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變化調整正處于重要的歷史關節點。高齡少子化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社會轉型的一個全局性問題。著眼于2035年基本實現人口結構高質量發展的目標，應對高齡少子化困局，需要統籌推進養老育幼的結構性政策體制創新。

我國高齡少子化的趨勢尚未“固化”，以政策體制創新優化人口結構仍有較大彈性空間

首先，我們需要客觀認識生育意愿變化的階段性、結構性特點。2020年我國人均GDP僅有1.05萬美元，中低收入者仍占多數，生育觀念的改變很難簡單用發達國家的標準來衡量。例如，農村、欠發達地區生育意愿相對高于城市、發達地區。根據國家統計局有關調查，我國育齡婦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數為1.8，高于現有的實際數值。由于發展的不平衡，我國生育意愿下降的趨勢在城鄉、不同區域、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并不同步，并未真正固化。

其次，我們應當客觀估計我國生育率提升的彈性空間。盡管這幾年生育年齡人口有下降趨勢，但2020年育齡婦女人數仍有3億多人，絕對規模仍比較大。如果每年有4%左右的育齡婦女生育，就能夠使新出生人口維持在1200萬以上，從而可以使人口負增長拐點出現的時間盡可能延遲。

最后，我們要堅持以政策體制創新優化人口結構。從現實看，我國實際生育率受政策影響一直都比較大?！岸ⅰ闭邔嵤┖?，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全國多出生“二孩”數量達1000多萬人。隨著“三孩”政策的實施，加上有效實施生育友好型的社會政策，估計部分“80后”“90后”“00后”生育“二孩”“三孩”還有相當大的可能。

抓住未來10-15年的時間“窗口期”優化人口結構

第一，把握未來10-15年的最后“窗口期”。從人口生育周期看，一代人口更替的重大趨勢性變化需要大約10-15年，即使我國未來5年出現人口負增長的拐點，還會有10年的矯正期。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人口老齡化程度仍然不高，未來10-15年仍有條件保持4%-5%的經濟增長，由此，調動更多財政資源、經濟資源、金融資源、社會資源等解決問題的回旋余地仍比較大。我國到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時間窗口也在未來10-1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需要高度關注和解決高齡少子化及其所帶來的潛在生產率下降問題，以及未富先老問題。

第二，加快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政策。從國際上看，受收入水平、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避孕措施等多種因素影響，高收入國家少子化是個全球趨勢，但一些高收入國家通過實施生育保障假期、發放經濟補貼、完善兒童托幼服務體系、打造家庭友好型企業等生育友好型的政策與制度安排，提高了家庭的生育意愿和養育教育能力，從而緩解總和生育率的持續下跌，一些國家甚至是有所回升。

第三，努力爭取總和生育率恢復至1.8左右。與高收入國家相比，我國高齡少子化挑戰來的太早，應對的時間空間約束更強。應立足未來10年防止總和生育率繼續下跌，盡早、盡可能調動包括國家、企業、社會、家庭各類資源，形成激勵生育的社會政策體系和社會合力，努力爭取在2030-2035年左右使之回升至1.8的水平。

將“三育”成本納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范圍

第一，著力解決“三育”成本過高導致“生不起”的突出矛盾。今天，無論城市還是農村，養育一個孩子從出生到大學畢業，通常需要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元的開支。2020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3.2萬元左右，一對夫婦加起來6.4萬元左右，對于一般收入家庭來說，生育、養育、教育等負擔過重的問題確實帶有相當的普遍性。2019年我國15歲以上女性勞動參與率為60.6%，遠高于47.7%的全球平均水平。孩子的生育、養育、教育，往往會給女性造成較多的工資收入損失，甚至失業或失去升職機會等。

第二，健全“三育”公共服務體系。要注重通過嬰幼兒照護減輕家庭負擔，以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為重點，爭取到2025年基本建成以公立機構為主、覆蓋城鄉的嬰幼兒照護和學前教育公共服務體系；爭取到2025年，基本建立起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生育保險制度，2030年前在全國范圍內實行12年義務教育，實行免費的高中和職高教育。

第三，加快實施覆蓋城鄉育齡婦女的生育補貼制度。支持鼓勵各省市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加大財政投入，采取各類激勵性機制補貼生育。重點提升生育旺盛期育齡婦女的生育意愿，對于農村居民和中低收入人群實施直接的經濟補貼。

第四，加快建立生育友好型法律體系。更加注重以法治引領生育政策制度創新，形成生育友好的社會大環境。實行孕期哺乳期婦女彈性工作制，嚴格禁止企業對婦女生育期間的就業歧視；加快建立生育家庭個人所得稅減免制度，并對支持婦女生育所產生的企業綜合成本給予稅收抵扣減免。

第五，形成支持“三育”的家庭福利體系。適度延長婦女產假，實行男方護理假，在子女六周歲以前每年給予男女雙方一定的育兒假，對愿意并需要幫子女帶孩子的老年人實行自主選擇性退休，允許視具體情況提前退休，并以發放補貼等方式給予支持。

以支持家庭為導向統籌推進養老育幼的結構性政策體制創新

第一，促進總和生育率回升、提高勞動參與率與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政策相結合。未來10-15年，我國的人口結構面臨兩個負增長：一是自2012年以來的勞動年齡人口下降，二是即將到來的總人口規模的負增長。要高度重視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帶來的沖擊。統籌考慮人力資源強國建設目標，把支持生育政策、延遲退休政策、積極就業政策等有機結合，有效提升全社會的勞動參與率與勞動生產率。

第二，把婚姻與生育問題結合起來考慮，并把提升結婚率水平作為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政策體系的重點。從日本韓國等國家的人口結構演進看，結婚率低如果形成趨勢，就會逐步成為導致低生育率固化的重要因素。例如：2018年日本結婚率僅7.2‰，連續創下6年新低；2019年韓國結婚率為4.7‰，是1970年以來新低。從我國的情況看，高齡少子化挑戰來的過早過快，也有結婚率下降直接相關。例如，1.7億90后人群中，結婚的不到1000萬對。通過完善住房保障解除新生代社會群體結婚成家的心理負擔，為結婚的青年人提供優惠房貸利率和租房補貼激勵，并形成制度化的安排。

第三，延遲退休與生育問題結合起來考慮，允許老人自主選擇退休給子女帶孩子。我國具有“隔代撫育”的傳統。據一項針對北上廣深等全國32個城市隔代撫育的調查顯示，純粹由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幫助帶孩子的家庭所占的比例為52%左右。為此，延遲退休政策的實施應當與生育友好型社會建設統籌考慮，同步推進，以形成中國特色的養老和育幼相結合的政策體系。例如：對愿意并需要幫子女帶孩子的老年人，實行自主選擇性退休，允許視具體情況允許適當提前退休。

第四、實行以支持家庭發展為導向的社會政策調整。我國高齡少子化伴隨著家庭的小型化、離散化。2020年，我國平均家庭戶規模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減少了0.48人，已跌破“三口之家”的數量底線。當前，養老育幼的福利政策設計基本上以個人為核算單元，在平衡家庭關系上的作用明顯不足。這就需要以家庭為單位統籌考慮“三育”福利政策的實施，有效整合民政、人保、稅收、衛健等方面的資源，精準提升家庭的抗風險能力和福利輸送能力。

（文章論述為專家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