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桌對話：生物多樣性保護中的公眾參與
11月25日，南方周末第二屆筑夢者公益大會舉辦，生物多樣性是大會的年度議題之一。針對“生物多樣性保護中的公眾參與”這一話題，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科技傳播中心主任陳永梅、全球環境研究所（GEI）項目官員彭奎、北京市企業家環?；饡哪乐雾椖靠偙O孫靜、全國自然教育網絡秘書處項目專員王裕祺進行圓桌對話。
主持人：楊凱奇 南方周末綠色新聞部記者
對話嘉賓：
陳永梅 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科技傳播中心主任
彭 奎 全球環境研究所（GEI）項目官員
孫 靜 北京市企業家環?；饡哪乐雾椖靠偙O
王裕祺 全國自然教育網絡秘書處項目專員
主持人：“生物多樣性保護”在過去是一個比較小眾的詞匯，但是經過昆明COP15大會的傳播，在中國正逐漸地深入人心。與此同時，中國的公眾也更加有興趣了解他們應該如何參與到生物多樣性保護中，專業機構應該給予他們怎樣的支持。所以，想先有請各位談一談各自的工作都需要哪些公眾參與，有沒有哪個公眾參與的方案是特別花心思設計的，您覺得這個方案成功的關鍵是什么。
陳永梅：大家知道生態環境保護工作非常重要。其實解決好我國的生態環境問題，不僅僅是需要我們全面去調整整個社會經濟活動，更重要的是構建和完善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全民行動的網絡體系?；谶@樣的全民共同的參與，來共同尋求解決我們生態環境問題的途徑和方式。
我個人認為，在生態環境保護的各個層面、各個方向，其實都離不開公眾的參與。所以，我覺得談不上在某一塊的工作上需要公眾參與，而是整個生態環境保護的工作從始至終、各個層面都需要公眾的參與。
環境學會這些年也圍繞生態環境保護開展了很多科普的工作。我印象比較深刻的，可能在整個公眾參與方面比較成功的案例，是2015年前后跟南方周末共同舉辦了一系列的“千篇一綠”環?？破丈除?。這個沙龍定位于搭建一個專家、媒體和意見領袖（其實就是公眾代表）共同交流、探討的平臺，圍繞一些焦點的話題、爭議的話題，包括一些熱點的科技前沿話題，來進行平等的交流和對話；最終也形成一些有建設性的政策建議報告，提供給生態環境部和中國科協，為我們國家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些技術的支撐。
事實上，這個活動確實得到了政府、公眾與媒體代表的認可。它之所以成功，我個人感覺是有兩個原因：
一、在活動的定位上，我們把它定位于一個平等交流的平臺。不是居高臨下的授課，也不是過來給大家做培訓，我們一定是做一個平等的交流，不是記者問我們回答。
二、我們對參與人員的定位有一定的要求。像專家，我們要求他要以科普的方式向參與的媒體和公眾代表證明你是有價值的，你是有參與感的。對于媒體和社會公眾來說，我們要求參與活動的這兩類人群的代表，對我們研討的議題有深入的研究，能夠發表自己的見解，能夠在參與當中體現你的價值，不是一個外行瞎摻和的工作，一定能夠跟專家有平等的交流。
我想正是基于這兩個定位，我們這個活動才能夠真正地形成一些有分量的、能夠真正反映媒體和公眾代表意見的政策建議報告，能夠真正為國家政策的制定提供技術支撐。
彭奎：我來自環境公益機構，實際上我自己從事的工作就是關于怎么樣促進社區參與生態保護，并在保護中獲得發展。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幾個環節都要求或者需要公眾的支持與參與。
首先，我們需要設計專門的保護模式，讓社區通過它自己的渠道去獲得相應的保護權利，來參與保護的過程。比如說，野生動物巡護、野生動物監測、環境的監測，以及其他的保護行為。這是需要公眾，尤其是原住民的社區能夠參與保護的過程。
在第二個環節，我們通常會需要外部的政府、社會公眾以及其他的個人，能夠提供相應的工具、設備、技術和其他知識體系，甚至是資金的捐贈，來支持當地人開展保護行動，為我們提供保護背后的支撐。
第三個方面，我們通常會需要廣泛的公眾參與和推廣，引導社會公眾認可社區所產生的生態產品，以及其他的生態友好的服務，比如說生態旅游。通過直接的購買、參與、體驗，能夠貢獻到當地人的生態保護上，從而使他們能夠在保護當中獲得可持續發展。
這就是我們通常所需要關注的三個方面，三個方面都需要公眾的直接參與或者間接參與。
孫靜：日常工作當中公眾能參與的地方還是比較多的，從項目的設計到落地、反饋、傳播、籌款等等，都離不開公眾的參與。只不過參與的方式有一些不同，有的是直接的參與，有的是間接的參與。但是正因為有了公眾的參與，才使得更多的人能夠了解和支持這些公益項目，或者環保項目，才使得項目有可持續性的動力。
我們在阿拉善有一個項目叫“一億棵梭梭”。這個項目是2014年啟動的，計劃用十年時間在阿拉善的關鍵生態地區種植一億棵以梭梭為代表的沙生植物。這是一個年度跨度比較大，也需要可持續資金投入的大型項目。從2015年開始，我們每年的“五一”前后都會組織春種活動，活動主要參加的人員包括在各大平臺招募的捐贈人代表，以及從各大高?；蛘吖菊心嫉闹驹刚叽?，以及我們一些重要捐贈企業的代表等等。
這個活動目前已經連續做了七年，除了2020年疫情比較嚴重的時候通過網絡直播，我們都是在阿拉善當地進行線下的活動。
每年能夠直接參與線下活動的差不多有四五百人，因為受地區的限制，我們也做了人員的限制。每次活動我們都有多次的討論和設計，以期讓更多的公眾參與和關注。每場活動我們從種樹的體驗到生物多樣性的展出，到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都做了一些精心的設計。
在這個案例里，我認為最關鍵的在于項目的透明度和對日?；顒拥墓芾砗团?。透明和披露會讓公眾對項目有更多的了解，從而因為了解而關注，因為關注而支持，因為支持而參與到更多的生態保護當中。當然現場體驗活動的設計、可參與性和趣味性也比較重要。
王裕祺：坦白說全國自然教育網絡，其實直接面對家長、孩子是相對比較少的，我們直接面對公眾做得最多的活動形式是自然嘉年華（或叫自然教育嘉年華）。
從2016年第三屆全國自然教育論壇開始，我們去嘗試自然嘉年華這樣一個形式。當然它會有各種各樣的名稱，或者有一定的地域性，比如說粵港澳的自然教育嘉年華。但是大多數時候，都是通過招募自然教育行業的相關機構作為攤主，來讓公眾體驗豐富多彩的自然教育形式；攤主以本地的為主，也會招募一些其他省市的。
在公眾參與的方案里，我們成功的關鍵是作為行業平臺帶動B端的參與。當然我們自身也不斷地累積招募和統籌相關的經驗，無論是在武漢、杭州、廣州、深圳等等，我們都能夠想辦法輻射全國各地的機構來參與這件事情。
像我們平臺做的“約會大自然”這樣一個項目，緣起是2020年的疫情。那時候我們覺得抗疫的工作人員遭受了很大的心理壓力，也比較辛苦，就想到借助這些自然體驗活動，為抗疫的工作人員免費提供舒緩壓力的課程。借著這樣一件事情，能夠撬動B端，來為自然教育的同行提供互助共學的機會。
主持人：陳主任是負責環境方面的科技傳播工作，您的學科背景應該是理科生。這些專業的東西怎么能做成讓普通大眾理解的內容？
陳永梅：我確實是一個理科生。當然我也想先聲明一點，我們做了很多資源開發的工作，這不是我一個人能做的，我們是依托一個大的團隊去做這件事情。我們學會從2011年開始，其實就在比較系統地開發生態環境領域里面的科普資源，重點也是從一些科技成果科普化的角度入手。
事實上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不斷地摸索，成立了四個大組去做這個事情。
首先是專家的咨詢組。我們有72個分支機構，把這些分支機構的專家組織起來，作為專家咨詢組，為我們提供比較專業、準確、科學的環境保護知識。其次就是依托學會生態環境科普部門的工作人員，包括我在內，成立了一個資源的編寫組，重點是把科學知識做一些初步的搜集、整理和提煉，形成小的資源文本。后續我們會把資源文本委托給相對專業的科普轉化組的同事，進行深度的科普轉化。有了轉化的腳本以后，最終再交由專業的技術公司來實現漫畫、動畫的科普產品。
所以，我們有這樣一個工作的體制，有這么多組和人來幫我們，才能實現把我們生態環境領域里面比較晦澀難懂的科技知識轉化為公眾能夠接受的科普資源。到現在我們的科普資源也有三百多項，基本上涵蓋了生態環境領域的方方面面，也比較能夠保證我們開展科普工作的需要。
主持人：環境科學學會主辦的“綠色家居”展，既有趣又接地氣。你們針對不同的群體會制定不同的傳播策略嗎？
陳永梅：“綠色家居”的科普活動，我覺得是因為這個話題跟公眾的日常生活、跟公眾的身體健康息息相關，所以得到了公眾的認可和積極的參與。這樣的活動其實也印證了我們開展科普工作很重要的一個原則：要符合公眾的需求。
所以，我們學會在開展科普工作的過程當中，事實上也是不斷地改善、完善工作的整個流程。我們首先可能要看看公眾需要什么，再做傳播，否則傳播的東西公眾根本不需要，效果可能就大打折扣。在設計活動的過程中，肯定要針對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考慮。
我們學會有兩個品牌的科普活動：
一、大學生在行動。這個活動主要面向對象是農村的婦女和兒童，我們針對這兩個群體，活動的內容和形式上更具有針對性。這兩年針對農村的留守兒童，我們圍繞生物多樣性的主題，專門給他們開發了填色本、貼畫本。這樣小孩子拿到這個東西以后，在了解生物多樣性知識的同時，還能做一些藝術上的提升，做一些手工課，可能更喜歡這樣的科普資源。
二、我是生態環境講解員。這個活動面向的對象是比較年輕、有活力的新生一代的講解員，都是90后00后。對于這些年輕的講解員，如果說還是讓他們做比較常規的講解，肯定吸引力不夠。我們創新性地在講解比賽里面增加一些即興的表演、小品的展示，這些更有參與度、展示度的活動；同時我們的活動也會被剪輯在衛視錄播，有更大的傳播面和傳播力，這樣一來就對參與選手有更大的吸引力。
主持人：這次生物多樣性大會很強調原住民權益這個主題。彭老師經常在青海三江源研究本地牧民社區如何參與到生態環境保護中，其實社區參與可以說是一個比較時髦的外來概念，您一開始怎么讓牧民們知道您跟他們打交道是想做什么？具體的推進過程中您遇到什么樣的挑戰，如何化解？
彭奎：因為我關注社區，所以我特別高興聽到你說現在的社區保護可能成了一個時髦的詞語。其實社區保護有非常長的歷史，但是經過近幾十年全球各個方面的努力，讓社區保護開始逐漸受到了主流的關注。在這個層次上說，我認為它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
在說困難之前，我舉一個長江源生態旅游的例子。為了讓公眾能夠通過他們的渠道了解三江源的生態環境，同時也能了解當地人是如何通過他們傳統和現代的知識保護三江源，我們做了一個叫“生態旅游與自然體驗”的項目。
為了這個項目，我曾經做了將近三年的策劃。從最開始我們要跟專家一起設計生態旅游九天的線路，包括牧民的生態巡護、監測路線、監測知識的這些要素全部融合到我們的生態旅游線路當中。
接著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開始做當地的社區生態驛站，用驛站來作為接待服務中第一個讓大家認識三江源知識的地方。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再培訓當地的年輕人經營現代的小木屋和帳篷營地，讓游客能夠到這里來體會到現代化的、舒適的、能與傳統相連接的帳篷營地的接待。之后再開始培訓當地的自然向導員以及當地的司機，提供接待、住宿等等專業化的服務，讓游客有真實專業的享受和服務，同時也能學到生態知識。
而后我們才會跟外界的專業公司合作，讓他們去市場推廣、招募。去年我們實現了這個目標：人們來到這個地方，真實地體驗這里宏大的生物多樣性，體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不容易，也熱愛這樣的地方。
從這個例子其實可以看出來，社區保護過程當中，如何將保護與外界進行鏈接，我覺得最重要也是我體會最深刻的一點，不是讓他們知道我要做什么，是要讓我們知道他們真的愿意做什么，他們能做什么，這一點是極其重要。
為了達到這樣一個目的，我們需要非常精心地去設計，讓社區能夠自我組織起來，能夠形成集體的行動力。在行動力的基礎上，他們獲得一定的保護權利。在保護權利基礎上，他們去制定自己的保護計劃，同時制定自己的發展計劃。在綠色發展計劃和保護計劃的基礎上，我們尊重當地原住民的決策，尊重他們自己的討論（在這個討論當中我們都是旁觀者，最多做一些建議）。當他們形成了自己的保護計劃、參與計劃的時候，我們就會幫助他們獲取一些資源，比如說外部公眾進入的資源，以及政府支持的資源，還有相應的能力建設。
通過這樣一個方式，使當地本土的公眾與外界的公眾能夠有機地聯合起來，在這個聯合過程當中實現生物多樣性保護——采取積極的行動，開展持續的保護過程。
所以，這是我特別愿意去做的、長期持續的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我覺得最大的挑戰是如何讓社區形成持久的、集體的行動力。只有他們在當地實現了保護，又讓外界能夠認識到他們保護的價值，從而通過外界的自然體驗、產品購買，以及一系列服務和產品的體驗（加以支持），才能形成全民參與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所謂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
主持人：孫總深度參與了“一億棵梭梭”的公益項目，這個項目進展到多少棵了？
孫靜：這個項目實際上持續八年了。到2021年底，我們已經完成了7510萬棵以梭梭為代表的沙生植物的種植，大概是160萬畝，距離一億棵的目標不算太遠了。
主持人：“螞蟻森林”是一個虛擬收集能量的游戲，可能很多公眾都想知道，他們在螞蟻森林里種下的虛擬梭梭樹、虛擬云杉，最后和我們的保護行動之間是否有實際關聯？在您看來，我們怎么用互聯網的形式、各種各樣的方式來引領公眾參與？
孫靜：螞蟻森林收集的能量是不是真的在現實當中有？這個問題，說句實話，我也遇到過很多人來問我?？梢载撠熑蔚卣f，大家在螞蟻森林里面用能量收集種下的虛擬的梭梭、云杉、花棒等等，可能有十幾種樹吧，最終都是由像我們這樣的公益伙伴或者其他的單位真的種下了。
也就是說，公眾不但因為產生的低碳行為對環境保護有較好的反響，也因為他們種下的這些虛擬的樹變為現實當中的樹，對生態保護、對生物多樣性、對應對氣候變化都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我想分享一下，怎么能夠把它變為現實當中的樹。一般來說，在荒漠化地區，我們種得更多的是灌木，就是梭梭、花棒這些灌木。我們會在當地做一些科學調研，在需要種樹的地方才種樹，主要是支持當地的農牧民恢復因為各種原因退化了或者被破壞了的原生植被。我們首先會選擇原生的樹種，第二是有一定經濟價值的樹種。比如說梭梭跟蓯蓉的結合，它嫁接蓯蓉可以帶來一定的經濟收入；比如說花棒的采種，也能夠帶來一定的經濟收入。
所以，這是螞蟻森林虛擬的樹跟現實中的樹結合的情況。
互聯網公益這幾年確實發展得特別快，前幾天民政部剛剛公布了第三批慈善組織互聯網募集的信息平臺，到目前為止一共有42家被民政部認定的平臺。從這塊來看，一方面可見互聯網公益發展的快速，另外一方面也說明了公共借助互聯網來參與公益越來越廣泛，這種需求也越來越強烈。
為什么選擇互聯網呢？我個人認為是因為互聯網能夠利用平臺，將那些大家都比較熟悉的互聯網行為和真實的生態場景鏈接起來。比如說剛才大家提到的螞蟻森林，能夠把平時因為低碳生活產生的能量，跟“一億棵梭梭”這樣的公益產品融合到一起。
同時現在是一個大數據時代，互聯網實際上也是一個信息轉換的平臺，能夠讓很多大家平時都比較陌生的新興事物公之于眾，讓原來大家不了解的項目和話題有了曝光的機會。比如說荒漠化、荒漠化防治，以前除了西北的人們可能知道、聽說過，但在南方地區大家相對離荒漠化就比較遠。正是因為有了互聯網平臺，讓這些項目、這些話題有了更多被關注的可能。有了廣泛的關注，一定能夠產生行動。
主持人：王老師從事自然教育工作，我們知道教育可以分成家長、學校、社會三部分，您覺得針對自然教育這個領域，哪一環是比較薄弱的？另外有沒有一些例子證明參與自然教育以后，家長和孩子能在意識上有一些真正的轉變？
王裕祺：家長、學校和社會（哪一環比較薄弱），一開始我心里是有一個答案的，但是我發現當我講出來的時候，不管我說誰，好像都帶有偏見。所以，再仔細回過頭來想想，我個人感覺最薄弱的是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它還沒有達到一個相對平衡的狀態。
要推動自然教育這件事情，我認為需要照顧這三方的關系和利益的邊界，如何讓大家都看到自然教育的好處，都愿意開始做自然教育的事情。首先要有這個全局觀來把這個事情撐起來，需要有一個有點兒像第三方的機構也好、組織也好，能夠讓各個方面都達成共識。孩子與自然的深度鏈接其實是現在我們青少年的心靈健康的基石，自然教育活動大多數的時候是讓大家在自然的真真實實的世界里接受挑戰。
另外一個問題，舉例來說自然教育活動能給參與的家長和孩子帶來意識上的轉變。我之前有問過全國自然教育網絡的伙伴們類似的問題，收到了很多反饋。比如說參加自然教育培訓的這些過程中，家長在參與怎么給孩子去做自然引導的過程中，他們自己會啟動一個很重要的意識，叫做自覺。
他們從原來學校里的思維或者社會里的思維能夠先跳出來一點兒，能夠感覺到其實孩子是潛力無限的，能夠感覺到孩子需要通過這樣的一些看似還沒有什么結果的玩耍來啟發創造力，從而找回原來的品質。對家長來說，在參與的活動當中他們自己的壓力將有所釋放，能夠覺察自己有需要改進的部分；還有跟孩子一起在自然里互動的過程中展示自己比較柔軟、真實和敏銳的一面，因此孩子其實能看到真實的父母、爺爺奶奶，而不是道理和說教。
所以，這種真正的行動，對孩子身心的影響是超越那些教學方法的。很多媽媽參與了相關的活動之后，都反饋說真的要慢下來、靜下來從孩子的本真出發，真實平等地去對待。因為看到大自然里的每一樣東西，也會以更廣闊的心量、更陽光的心態去支撐起孩子未來的成長。
主持人：最后一個環節是展望，希望各位嘉賓能夠用簡短的語言來分享你們認為未來理想中的公眾參與的形式是什么樣子。
陳永梅：因為我是做科技傳播、做科普的，事實上大家都知道，現在科普在做一些轉變。我們國家原來自上而下做科普比較多，現在也正在向自下而上進行轉變。我們說科普已經從科普走向傳播了，從政府主導逐漸在向政府引導作轉變。所以，我期望未來的公眾參與可能是公眾能夠用他已有的知識，主動參與到生態環境保護過程中去，也希望政府、專家、媒體和公眾代表、社會公眾能夠在同一個層面上進行交流和溝通。這樣的話才能真正形成人人關心、支持和參與生態環境保護的局面，能夠為我們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建設美麗中國營造更好的社會氛圍和社會基礎。
彭奎：我想借這個機會再強調一點，我們所謂的公眾參與生物多樣性，不再是用一個老套的方法。比如說原來一說公眾的參與，可能大部分是搞一個臨時的活動，拉幾個橫幅，公眾來看一看、簽個名，除了這個似乎再也沒有公眾參與的東西了。但是我想，現在公眾參與的廣度和深度已經遠遠拓展。
我們要從教育認知開始，到了解，到行動，這一整個過程。所以，我很期望的是更多的公眾通過不同的教育接收不同的知識，從而采取不同的行動。這種行動包括我們通過互聯網的方式，像現在螞蟻森林這樣的方式（參與實際的行動），通過公民科學參與（更多的非傳統的自愿行為），通過個人的捐贈（更多的社會組織和機構采取專業的服務），通過我們親自到一些地方直接參與志愿服務（體驗自己的人生），從而真正動員全社會（不僅僅是學生，不僅僅是有空的人，而是所有各行各業的人）能夠參與到這個保護當中。這也是生物多樣性要取得成功必須具備的一點——全社會的參與，公眾就是我們的全社會。
孫靜：我認為未來的公眾參與一定不局限于面對面的線下參與，肯定會越來越多借助互聯網平臺。但是我同時認為未來互聯網越來越廣泛的應用，會對我們公益項目、公益機構的要求更高，項目的可視化、數字化建設就顯得特別重要。未來的公眾參與會是一個線上線下全面互動的場景，也會是一個更具全民自愿性、自覺性的行動。
王裕祺：我理想中公眾參與的場景除了線上線下的聯動之外，更多的是一種懂得原理的參與，他不僅僅知道哪個是好、哪個不好的概念，同時在線下也有更多真實可以參與的環境、團隊組織，并且在這個過程中能夠真的找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