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2004年臺灣地區選舉輿論戰復盤
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惟一教訓就是，人類從沒有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盡管如此，人類卻從來沒有停止過對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當2008年臺灣地區選舉迎面而來，我們不妨轉過身來，背對著兩天后可能發生的一切，重新整理 2000年、2004年兩次地區選舉的殘局，從早已塵埃落定的必然中，叩問曾經有過的一系列偶然和可能
2008年選舉臨近，輿論戰再起硝煙。圖為國民黨發布的選舉廣告 資料圖片
臺灣2000年、2004年兩次選舉已經重疊成歷史的背影。兩場選戰到底發生了什么？究竟誰城門失火，又是誰漁翁得利？為何功虧一簣，為何咸魚翻生？戰略的高低、戰術的巧拙以及一系列的“假設”和“如果”，都指向同一個問號：為什么是這樣的結局？“假設”和“如果”是歷史學的殺手，也是歷史學的誘惑。有多少遺憾可以重來？只有一紙復盤可以虛擬。只要比賽在一輪輪進行，復盤就不是可有可無的談資，特別是3月22日選舉，讓復盤別有一種意猶未盡的特殊語境。
但為什么復盤選擇的是輿論戰？此無他，只因為現代意義的選戰究其實質而言就是輿論戰，當人們放棄槍桿子來爭奪政權時，筆桿子成為最重要的武器。政權和權力的更替代價減少到最低程度，卻絲毫不減其爭奪的激烈甚至慘烈程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選舉就是選戰。
誰是敵人？誰是朋友？輿論戰的首要問題
敵人和朋友本應涇渭分明，但有時卻撲朔迷離。比如2000年選舉。
2000年選舉，有5組候選人，但真正能夠勢均力敵的只有三組。三足鼎立與兩強爭雄相比具有更多的戲劇性，正如三角戀愛比之兩角戀愛有著更多的故事性一樣。對于輿論戰而言，其復雜性首先在于：誰是真正的對手？其實更復雜的是：對手會是一成不變的么？
一般來說，如果是只有兩組候選人競選，選民的心態是“擁抱最愛”，候選人比的是誰更可愛；如果多組候選人競選，選民的心態是“排斥最恨”，如果制造輿論把最威脅自己的那組候選人設定為最恨，就有可能勝出。
“去除最恨”最容易發生的就是“棄保效應”。為了不讓自己最恨的人當選，寧愿“含淚”投票給自己并不喜歡但較不仇恨的人。2000年選舉之初，連戰、宋楚瑜、陳水扁互為敵友。民調領先的宋楚瑜首當其沖成為“去除最恨”的犧牲品，“興票案”發生后，宋楚瑜民調重創，票倉同源的連宋相互開打，棄保效應快速發酵，扁陣營趁勢將連、宋劃為一個陣營，作為黑金政治的連體嬰予以打擊，使選舉從原來的三足鼎立變成兩軍對壘，誘迫游離選票兩邊站位，而分裂的連宋又使其重疊的基本票源分散。最后，高出連戰100萬票的宋楚瑜，卻以低于陳水扁30萬票的微弱差距，讓陳水扁漁翁得利。
控制媒體甚至坐擁媒體并不等于獲得輿論
2000選舉前，國民黨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甚至媒體的控制權也在自己手中，卻令人匪夷所思地讓民進黨不費一槍一彈奪得政權，其最大的失敗就在于試圖用控制媒體的方式來控制輿論。
當時最重要的媒體大部分都掌控在甚至直接就屬于國民黨，國民黨通過立法、審查、公股、人事等方式幾乎窮盡一切手段對媒體進行限制、控制，但種種事實證明，輿論和媒體關系雖然密切但并不是一回事，掌控了媒體并不等于掌控了輿論，輿論導向也并不等于輿論效果，輿論導向可以正確地貫徹長官的意圖，但輿論效果卻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輿論就是那一團火苗，在點燃之前還可能受制于你，它一旦擦亮就不再屬于你。 2000年選舉，國民黨有太多點火自燃的案例，而民進黨雖然最渴望擁有自己的輿論陣地，但其輿論制勝的最重要的法寶卻是“置入性行銷”，這個民進黨發明的輿論戰法說白了就是用別人的槍打自己的子彈。民進黨在所有的媒體甚至在國民黨的媒體上，置入自己的聲音，甚至置入不是自己卻有利于自己的聲音。一些媒體的記者，特別是跑時政新聞的記者，或明或暗地成為不同候選人的智庫、槍手乃至輿論操盤手。喝眷村奶長大的范可欽，被國民黨三大臺一手捧紅的崔苔菁，這些被陳水扁招之麾下的外省精英，以唯美的畫面、甜美的“國語”，制造出最具有本土訴求的競選文宣，用詩一般的語言擊中國國民黨及外省籍候選人的命門。
要在輿論戰上克敵制勝，輿論陣地（媒體）固然是基礎，但擁有陣地不等于占有陣地，擁有所有權也可能喪失使用權，甚至擁有使用權仍有可能被人利用，因此真正的關鍵還是要提高輿論的引導水平，必須熟悉和掌握輿論的規律，按輿論的游戲規則來出牌和應對。
千金難買輿論
民進黨敲開國民黨媒體大門的一個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政治廣告，用非政治的手段獲得政治傳播的機會。金錢解除了大眾傳播設定的政治門檻，甚至可以在敵方的輿論陣地上置入自己的輿論，不必面對新聞守門人。
政治廣告比的不是權力而是金錢，沒錢是萬不能的，但金錢的確不是萬能的。2000年選舉，國民黨投放廣告最多，超過其他兩組領先候選人的總和，花費超過三億元臺幣，但最后的得票率似乎與政治廣告的投放量呈負相關。
政治廣告的輿論戰，不在數量，而在質量。從媒體投放策略看，連陣營是遍地開花。由于經費充足，加上做人厚道，幾乎所有頻道都被連陣營廣告一網打盡，即便色情頻道等也一個不能少，而與國民黨有淵源的媒體自然特別關照，最典型的是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盡管由于其官話連篇的傳聲筒形象，即使在泛藍中都沒有什么公信力和影響力，但連戰的廣告仍然鋪天蓋地。
與連陣營普施雨露相反，宋陣營惜墨如金，把重心放在鞏固基本盤上，廣告集中投放在親宋的《聯合報》等媒體，而對擁連批宋的《自由時報》則棄之不顧。他基本上放棄在“敵后”開辟根據地，在中間地帶也很少著墨。
如果說連陣營的策略是伸出十指，宋陣營策略是修煉一指禪，那么扁陣營的策略則是握緊拳頭。其廣告投放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中性媒體（比如TVBS），將爭奪中間選民作為戰略重點；第二個層次是鞏固基本盤，突出地表現在其對電影臺、日本臺的青睞；第三個層次是謹慎而大膽地深入“敵后”，斷然放棄那些受眾少的深藍媒體，只在《聯合日報》等受眾大的淺藍媒體做廣告。
如果把三組候選人的媒體投放策略比作足球賽，連陣營看似全攻全守，其實既非攻也非守；宋陣營打的是完全防守型，不求進球，也不失球；扁陣營則是352，或是451，決戰中場，隨時打一個突襲戰。
一般來說，政治選舉將選民分為三類：“我們的支持者”、“他們的支持者”和游“離的選民”。競選廣告的輿論重心應放在“游離的選民”，那才是政治說服的最重要目標受眾。連陣營的廣告媒體投放沒有目標受眾，宋陣營的媒體投放本末倒置，只有扁陣營的媒體投放牢牢掌握了核心的目標受眾。
快速反應的輿論部隊
臺灣的競選組織中，文宣系統負責輿論，它們是輿論戰的部隊。沒有一支輿論部隊，就沒有選舉的一切。而文宣系統在競選組織權力架構上的地位作用和運作機制，決定了輿論部隊的作戰能力。
指揮機制不相上下時，指揮員的水平高低，是成敗的關鍵，但如果指揮機制有優劣之分的話，再好的指揮員也難起作用。
2000年選舉，連陣營的競選團隊幾乎照抄當時的官僚機構設置，為照顧各位頭頭腦腦，全部排排坐分果果，副主委就達12個，副總干事更是達46個，構成頭重腳輕的倒三角架構。反觀扁陣營，在最高層級都是單線聯系，每個具體部門都有一位副總干事負其責，形成頭腦精干、手腳麻利的金字塔架構。而宋楚瑜既是候選人，又是總指揮和總干事，并且一竿子插到底，形成只有主帥缺少干將的電線桿型的架構。
連陣營輿論戰的指揮系統為多頭馬車，“總統府”、“行政院”和競選總部各自為戰、互不聽命，文宣根本沒有領導人物，似乎誰都可以指揮文宣，自然更沒有統一號令?？偢墒碌摹翱偂蓖骄咛撁?，胡志強僅是一個“部會首長”，根本無法號令三軍，他開玩笑說自己只管得了八個發言人。
扁陣營的競選團隊幾乎是陳水扁競選臺北市長的原班人馬，富有選戰經驗，每個人都有權有責，形成縱向的上下級層層負責，橫向的上下游互動的嚴謹而機動的體系。文宣由副總干事羅文嘉負責，他遠比連陣營的總干事胡志強權力大，所有文宣都歸由他管理，和邱義仁、馬永成構成扁家軍的核心操盤手。
宋陣營的競選團隊主要由支持者組成，挺宋者大多還在兼職，并缺少專業和經驗，他們的優點是不計報酬、盡心盡力，缺點則是難以協調和管理。宋楚瑜最初對文宣不重視，把重心放在組織部，等到“興票案”出現，選情大滑，才意識到文宣的重要，但由于沒有授權和放權，決策緩慢、反應遲鈍，處于被動挨打的局面。
除了指揮系統，政治人物（指揮官）與專業人士（作戰部隊）的互動也極為重要。輿論戰既要遵循政治規律，也要遵循傳播規律。政治界難得找到懂得傳播規律并善于與傳播界人士溝通的人才；而傳播界，同樣很難找到富有政治敏感性并善于將政治意圖轉化為藝術符號的人才。2000年扁陣營就難得地擁有這樣一對夢幻組合，他們就是羅文嘉和范可欽。在選前最后幾天，，范可欽坐鎮工作室與剪輯機房，根據羅文嘉反饋的信息和對手的變化，不斷見招拆招，每天推出一支新的競選廣告，使政治廣告成為精確制導的輿論利器。
而當扁陣營以精確制導的方式發射文宣子彈時，連宋團隊的文宣機器不是胡亂地四處開火，就是漫長地等待決策。
顯然，沒有一支快速反應的輿論部隊，便沒有選舉的一切。
選擇題：提升還是沉淪？
選舉就是選擇，輿論戰的目的，就是盡一切可能爭取選民，將其選擇的天平傾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
選擇首先必須有標準，一切選舉輿論其實都是在自覺不自覺地提供這種標準，以使自己的候選人同別的候選人區隔出來。而選舉中最具有影響力的輿論議題就是最能呼應時代民意的選擇題。
在2000年選舉，最具有影響力的輿論議題不是出自政治人物及其輿論部隊，而是出自一位科學家——李遠哲，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將2000年的選舉定義為向上提升還是向下沉淪的歷史選擇。
2000年的臺灣是一個人心思變的時代。解禁之后，長期被壓抑的“思變”精神成了社會的顯學，人們不斷嘗到改革的甜頭，也不斷拉升了對未來的期望。到2000年，臺灣的政治改革并未到位，舊體制的弊病日益暴露，人們對歷史上的腐朽專制記憶猶新，至今仍在盛行的黑金政治更讓人深惡痛絕，這時的臺灣不是處在一個正面臨動蕩威脅的幸福祥和時代；而是處在一個渴望脫胎換骨、浴火重生的時代，人們并不害怕失去，因為在過去已經失去太多，他們對改革的代價與陣痛估計不足，對改革所面臨的風險不愿正視，任何有關“失去”的威脅或警告都不中聽，很多人得了一種叫作“改革幻想癥”的流行病。
在這樣一個時代，連戰的“穩定者”形象令人感到恍如隔世，他主打的“安全”、“安定”、“安心”與現實如此格格不入。扁陣營巧妙地以“連戰”的“連”姓作為輿論動機，直接切入當時的新聞報道，制作出一組“連字系列廣告”：“連”米酒都買不到、“連”晚回家都不安全、“連”上下學都怕被綁架、“連”逛街都會被槍打倒、“連”HBO電影臺都被切斷信號……構成對連戰的穩定訴求的莫大諷刺，釜底抽薪，刀刀見血，令連戰的“穩定者”形象搖搖欲墜。
同樣，宋楚瑜也沒有清醒地看到臺灣的人心思變。他攻擊對手“連偏”和“扁騙”，只有“宋”才能“送”給臺灣民眾安全和穩定。
只有陳水扁“抓到了”輿論的關節點，其輿論訴求的關鍵詞是“變”，“變變變”的一系列廣告喚起了很多選民的普遍共鳴，民進黨用“改革”——“政黨輪替”——“換個人試試看”，把選民的求變心理轉化為自己的選票。
“向上提升還是向下沉淪？”李遠哲喊出一個最命中國國民黨要害、也擊中宋楚瑜命門的輿論議題。他把2000年選舉的各種矛盾和沖突，簡單明了地轉化為“提升和沉淪”的決戰，把一切既得利益者和維持現狀者貼上“沉淪”的標簽，讓一切本來觀望的搖擺不定者進行簡單對立的兩極化選擇。李遠哲的喊話不只是一個諾貝爾獲獎者在為陳水扁背書，還是綁架了一個時代的民意在為陳水扁背書，他提出了一個正確的選擇題，卻做錯了答案；他喊對了一個口號，卻標錯了一個注腳；他看準了一個時代，卻看錯了一個人。
輿論高峰：搶占摩天嶺
軍事要有制高點，輿論必須搶占摩天嶺。在輿論戰中，輿論高峰就是那些不可挑戰、不容置疑的輿論信仰，誰將之據為己有，就可以轉化為正義的化身，就仿佛獲得上帝的力量，就能夠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一般來說輿論戰的各方，都會千方百計爭奪有利地形。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國民黨卻是一個例外。
國民黨敗退臺灣后，為維護其威權體制，投鼠忌器，不敢提“人民”、“解放”、“革命”、“民主”、“進步”、“自由”、“愛臺灣”，拱手相讓了這些美麗的字眼，結果“民主”、“進步”被民進黨拿去作為黨名。當國民黨實行“解嚴”，本來可以趁勢把自己打造成改革者形象，卻反而被民進黨扮演改革的先鋒。直到2004年，李遠哲仍然能夠以民進黨“改革的驅動力較強”，再次力挺陳水扁。
“愛臺灣”是民進黨最愛用、也最具有光暈感的輿論議題?！皭叟_灣”，它還能有爭議嗎？誰能不“愛臺灣”？誰敢不“愛臺灣”？民進黨將自己置身于這個令人難以質疑的光環里，從而雄踞輿論價值的最高點，笑對一切輿論議題。各種議題都可以被之置換成“愛不愛臺灣”議題，而輿論戰一旦引到這里，對手就啞口無言，不敢置喙。議題的推動者變成了標準的擁有者和裁判者。
許多人不能理解為什么一個“愛臺灣”，就可以在過去的臺灣輿論戰中幾乎無往而不勝？這除了可以從臺灣多災多難的特殊歷史找答案，也可以從人類普遍的常識找原因?！皭叟_灣”涉及利益關切和文化認同兩個維度，而人們在利益關切和文化認同上，遵循一種被筆者命名為“逆對稱”的定律，即文化的認同度和利益的關注度往往并不是隨著地域的大小和遠近而正比例地增加，而是相反，呈一種反比例的“逆對稱”。如果以當事人作為圓心，畫一個同心圓，就會發現無論是利益關切還是文化認同，其半徑越小，重疊部分就越多。在利益半徑上，人們習慣遵循一種“近大遠小”原則，越是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人們的反應越敏感、越強烈；相反，越是長遠利益、全局利益，人們的反應越模糊、越冷淡。而在文化半徑上，人們習慣遵循一種“近親遠疏”原則，離自己血脈和地域越近（親）的人越容易得到其認同。
在這樣的逆對稱定律下，當文化和利益產生沖突時，人們本能的反應是采取“舍遠求近”原則，只有在理性地召喚下，人們才有可能從狹隘的地域觀里擺脫出來，認清文化認同上真正的歸宿和權衡利益天平上最重要的砝碼。但是在別有用心的輿論鼓噪下，一旦將中國文化和臺灣文化割裂開來，將民族利益和本土利益對立開來，被蒙蔽的民眾就很難跳出島民意識的狹隘小圈子，看清輿論的荒謬和禍心。那些在輿論上打中國牌的，就不如那些打本土牌的更容易爭取選票。
2000年和2004年選舉，民進黨正是用“愛臺灣”騙得選票?！皭叟_灣”成了比“反黑金”更好用的可攻可守的輿論武器，民進黨把一切對手貼上不愛臺灣的標簽，把自己裝扮成最愛臺灣的“英雄”，把一個表面上最無爭議、最無分歧的輿論議題，變成一個分化和動員族群最有效的輿論工具。
通吃：議題的聯結與轉換
選民一般分為三種人，即“我們的支持者”、“他們的支持者”和中間選民。輿論議題常常是一把鑰匙開一把鎖，但是輿論議題太多又會出現相互抵消，甚至相互沖撞，這時，如果能找到一個能夠將多個群體通吃的議題，就可以發揮輿論議題的最大效應?！肮督壌筮x”就是輿論議題通吃的經典案例。2004年選舉，為什么“公投”的失利可以轉化為選舉的超級吸票機呢？其關鍵在于輿論議題的聯結和轉換，使得毒水釀成了所謂的“美酒”。有關分析，詳見筆者的《臺灣輿論備忘錄》（南方周末2008年2月28日）
3個月，30天，3天
如上所述，決定輿論戰勝負的有許多要素，而時間這一維度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環。
事實上，觀察一場選戰有三個重要的時間點，那就是投票的前3個月、前30天和前3天。
2000年選舉在這三個時間點左右，都發生了對選情產生重大影響的輿論事件；在2004年選舉時這樣的現象同樣發生。前3個月：2003年底，“公投綁大選”輿論議題開始發酵；前3天：“3·19”兩顆子彈引爆；其實，2004年選舉還有一個重要的指標性事件，那就是“2·28手護臺灣”，正好發生在選前30天左右。如果說，“3·19”是對選舉的最后翻盤，“2·28手護臺灣”則是對選情的根本逆轉。這場活動之后，連宋和陳呂的民調從最初的相差20％以上終于跌到不相上下，這才使“3·19”的最后翻盤有了可能。
輿論的時間性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輿論的時長，二是輿論的時機。后者的代表就是“3·19”槍擊案，兩顆子彈早一天、晚一天發出，都難以翻盤?！?·28手護臺灣”同樣屬于最佳的輿論時機，選擇“2·28”造勢，可以對國民黨的歷史負債進行消費；2月底春暖花開，人們本來就有出外春游的欲望，更何況有競選組織免費的游覽車和便當提供；在選舉前一個月，正是漫長的選舉跑到了百米沖刺的加速點，最需要加油吶喊以鼓舞士氣?！?·28手護臺灣”再一次玩弄了輿論議題的轉換，忽隱忽現的挑起仇恨，遮遮掩掩的分裂族群，最后都包裝在“以手牽手的形式祈福臺灣”的“愛臺灣”議題里，當獨派大佬手牽手傾巢出籠，環臺灣串成一線，一個美麗而有毒的謊言就被編織圓滿?！?·28”是觀察臺灣選舉的最重要的觀察哨之一，它是歷史的消費能否貼現、現實的利益是否整合的pH值，具有指標性意義。
建構有利于自己的歷史
“2·28手護臺灣”提醒人們：選舉離不開歷史。
選舉輿論推銷的是未來的政治產品（候選人），這個政治產品是否滿足政治消費者，在購買前（投票前）無法驗證。選舉輿論要動員選民對一個政治期貨（候選人）提前支付，就必須采用“合理的預期”策略，這一“合理的預期”策略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我們接下來要分析的政治許愿式的輿論策略，一是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政治求證式的輿論策略。
所謂政治求證式的輿論策略就是以已知（歷史）來求證未知（未來）。作為已知的“歷史”，是輿論素材中最“可靠”的支點。因此，“歷史解讀”的話語權力是競選人的兵家必爭之地，誰占據了對歷史解讀的支配地位，誰就占領了輿論的制高點。
輿論對歷史解讀有高下之分，評判的標準有三：一、它是否成功地重建了有利于自己的歷史敘述；二、它是否成功地通過這一敘述喚醒了受眾的歷史記憶；三、它是否成功地獲得了受眾對這一歷史敘述的歷史認同。
兩次選舉，泛藍陣營都沒有建構有利于自己的歷史敘述，甚至因為害怕背上歷史包袱，一再把歷史當作回避的禁忌。相反，陳水扁混淆是非，改變整個臺灣的歷史敘述，把臺灣歷史編造成“四百年來一直被外來政權統治的歷史”，質疑國民黨權力的合法性，將自己打扮成讓“臺灣人出頭天”的“歷史英雄”。
陳水扁的競選文宣，善于用非政治符號表現政治意識的“新政治語言”，喚醒人們的歷史記憶，他用自己的老照片重疊出一個與大多數臺灣人生活記憶相聯接的成長記錄：老房子、老發型、老服裝，這些留下鮮明時代色彩的記憶符號，讓不同年齡層的民眾產生了情感的響應和心理的認同，從而將其他候選人擯棄在身份認同的過程之外。阿扁個人的成長經歷轉化為人們共同的歷史記憶：漁夫、賣菜的小販、田里嬉戲的孩童、街頭擁吻的情侶、與鎮暴警察拉扯的大學生……當人們認同這些歷史記憶時，也就自然對隱匿在生活符號中的“陳水扁”這個政治符號產生了認同。
一切歷史教科書都是政治，因為歷史從來就不只是屬于過去，一個族群或一個時代的記憶，可以為歷史建構者釋放出威力無窮的輿論力量。
誰能許臺灣一個未來
兩次選舉，泛藍陣營的輿論不僅沒有歷史，也沒有未來。
政治人物不僅要建構有利于自己的歷史，還要描摹能吸引選民的未來，要給人們畫一個未來的餅，給人們心理充饑。至于這個虛擬化的“餅”是否能實現，這要在民眾“買”了以后才能驗證，但在驗證之前，政治人物就要一決勝負，他們在投票前就要比誰畫的餅更圓。圓不圓主要看兩點：一是哪個“餅”更值得期待，二是哪個“餅”更值得信賴。
對于未來的描摹常常被競選團隊比做拋牛肉，這個牛肉有兩種類型，一是小恩小惠型；二是口號概念型。小恩小惠比較實際，看得見摸得著，但其作用有限，真正有廣泛影響力的還是概念口號型，其想象的空間很大，心理暗示的效果潛移默化，往往事半功倍。輿論戰在描摹未來上的競爭，主要是在概念和口號類型上的競爭。
2000年選舉，連戰的口號是“心手相連，臺灣起飛”，選民從這個口號無法得到未來的臺灣是一個什么樣的臺灣，宋楚瑜也沒有提出什么令人記憶深刻的口號，在民心思變的時代，只有陳水扁的“有夢最美，希望相隨”口號，最蠱惑人心。陳水扁特地制作了一組“歡喜看未來”的廣告，使“未來”獲得可視與可感的具象，特別是策劃人找到了一個最能傳神的視聽覺元素——“笑”。這組以吸引中間選民為己任的廣告，一改過去民進黨的以悲情為主要訴求的形象，試圖證明民進黨也是一個會“笑”的政黨。
遺憾的是，2004年選舉，連宋的競選主軸仍然沒有在未來做足功夫，他們在嗆扁上花了太多的筆墨，當時有輿論評論道：鋪天蓋地的輿論到處是陳水扁的名字，反而看不到連宋的主張和形象，更重要的是，只有政敵的輿論，忽略了候選人最應該在乎的主體，那就是民眾。
所有的事實一再證明：如果候選人不善于“許”選民一個“未來”，選民也會吝嗇“許”候選人一個“未來”。當然民眾也將為自己錯誤的判斷和選擇付出高昂的成本與代價，當某些政客把“未來”看作是如此廉價的商品可以任意編造和隨意利用，“許我一個未來吧”，民眾真的能得到他們想要的“未來”嗎？
選舉謝幕后：真正的民意才出現
輿論與民意密切相關，但并不等于民意。輿論可以當作武器甚至被操縱，而民意不行。輿論總是喜歡以民意的名義出現，以表明自己的正當性，區別它們有一個簡單的常識，那就是民意絕大部分時間都是沉默的，那些成天喧囂的，往往就是輿論。真正的民意往往在選舉謝幕后才可能高調地浮出水面，特別是當選舉的結果被證明是對民意的背叛。
2000年和2004年選舉的落幕是選戰復盤最后一道值得觀察的風景，兩次選舉都以憤怒的群眾包圍著某個機構而悲劇落幕，但包圍的對象卻大有不同：一個是所謂“自己”的國民黨總部，一個是號稱“中立”的選舉機構和司法機構；點燃民意怒火的誘因一個是被出賣，一個是被欺騙，兩者民意指向的不同不可不察。
兩次選舉，兩聲嘆息。被出賣和被欺騙的民意更改不了已經發生的選舉結果，它必須付出代價等待下一個輪回。今天，當2008年又一個選舉已經觸手可及，我們衷心地祈禱臺灣能夠走出“誰包圍誰”的歷史循環。
祝福臺灣！
（責任編輯 李小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