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旭東：沒有一以貫之的西方本質

學者張旭東的五卷本文集在2021年陸續出齊，匯聚了他過往30年的學術研究成果。30年來，文化語境持續變化，但就“立足當代中國的思考”而言，對文化認同和西方普遍主義話語的討論和反思，始終具有積極意義。

1986年，張旭東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上世紀90年代，張旭東赴美求學，其后在紐約大學比較文學系和東亞研究系任教至今。走出文化舒適區，從遠處觀察中國后，張旭東開始思考世界話語體系：世界通行的主流話語是如何建構起來的？中國在其中處于怎樣的位置？

在殘酷的資本主義國際競爭和赤裸裸的利益沖突中，該如何解答文化領域的普遍與特殊、自我與他人的問題？這一思考延承晚清，在本世紀初又一次達到小高峰。在張旭東看來，個人認同和集體認同的問題，似乎同全球化帶來的世界新秩序、身份多重性、新的普遍性甚至是“標準化觀念”處在緊張的關系中。

過去20年里，世界發生了深刻的、結構性的變化。張旭東認為，“當簡單化的‘全球化意識形態’被資本主義市場、地緣政治、民族國家主權形態、不平等與階級沖突、種族問題乃至‘文明沖突’一層層剝去‘含情脈脈’的面紗時”，普遍與特殊的辯證法、文化內在的政治性等問題，“就再次咄咄逼人地出現在了我們的面前?！?/p>

《南方人物周刊》近期采訪了張旭東教授。當各種利益、制度、價值和立場之間的沖突日益激化，且比以前更斷然地伸張自身正當性時，張旭東選擇從文化政治的基本學理反思再出發，去討論眼下的問題。對任何一種文化，在更大的經驗和知識范圍思考特殊與普遍、自我與他人的辯證法時，都需要一個善于學習、傾聽和自我更新的民族意識，在對外交往中承認他人的生活世界及價值根基，并通過翻譯、對話和理解建立起富有生產意義的跨文化互動。

什么是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

南方人物周刊：在《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第三版的前言中，你說到今天重提“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外部語境和內部語境都已發生深刻變化。

張旭東：這本書第一版是2005年，這16年中國經濟騰飛，全面工業化帶來了勞動和社會組織的質的、不可逆轉的改變，民眾和知識分子關心的問題也有很大變化。

2000年前后，中國知識界也是在用一種比較系統化、知識化的語言表達普通中國人的經驗和焦慮，總的問題還是中國要不要融入世界主流。當時的一些爭議，包括這本書的出版背景，是如何應對和表述思想界內部在擁抱主流之下的那層不安和焦慮，或者說一層疑問。這個疑問不涉及狹義的左右，而是晚清以來中國人一直有的思考：一方面要改良、革命、現代化，另一方面又疑惑我們改良后還是不是中國人了，我們是不是瓦解了中國文化，是不是守不住自己的傳統了。這本書之所以叫《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簡單來說就是問，我們現代化了，但我們還是不是“中國人”？這個問題不僅中國有，當年俄羅斯也有，質疑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會不會扭曲了俄羅斯的靈魂。甚至德國人也有這樣的問題，尼采擔憂德國現代化之后，德國文化會處于英法“頹廢”的陰影下。

我曾多次談到，文化在終極意義上是生活世界和生活形式的自我表達；就這個生活世界和生活形式具體的存在形態而言，它本身具有一種固有的、但卻是隱而不彰的政治強度，也就是說像任何生命體一樣保存自己、肯定自己、伸張自己、捍衛自己的意愿和意志。這個時代的狀況是不同意義系統、情感道德系統和價值系統比鄰而居、摩肩接踵，同時信息爆炸，可以瞬間傳播，如何作為一個“世界人”與如何作為“自己”在許多時候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在另一些時刻，則逼迫人們進行非此即彼的選擇。

因為過去三四十年的成功，一個結果是今天中國關注的是如何參與規則的制定，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去改造世界。這在世界歷史的過程中，也是一個很自然的轉變。但這個轉變在國際上會帶來反彈，因為你會去改變現有格局、改變資源分配或者說是空間的占比。

如今國內有一些文化思想心態，我覺得可能有些急于宣布進入了所謂“后西方”時代，從美國時代進入中國時代。我個人認為這種提法是有些倉促和欠考慮的。前陣子我遠程參加了一個會議叫“后西方時代”，我在會上提出的看法是，“后西方”和“后現代”、“后殖民”一樣可以談，但大家要明白自己在談什么?！昂蟆笔窃趺磦€“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