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李永萍談農村婚姻家庭轉型:彩禮、“老實人”光棍、婚配權力變遷
“以前父母主導的比較多,父母會覺得他整體不錯,你為什么只看重性格,父母就可以去操作。但現在父母在子女婚姻中的主導權越來越弱了,大部分地方都是自由戀愛,父母能干預的空間很小,年輕人聊不來,就是不來電,父母想強制要求都不可能?!?br />
(本文首發于2021年12月23日《南方周末》)
發自:北京
責任編輯:邢人儼
2021年5月1日,在廣州工作的青年回到家鄉江西婺源舉行當地習俗的婚禮。
從2012年開始去鄉村做田野調查,李永萍九年來走遍了全國各地,一共進行了七百多天的駐村調查。她和研究團隊通常在村里住下,每次待上二十天左右,每個人關注的主題不同,李永萍側重家庭問題。雖然話題有一定私密性,但熟悉之后大部分村民都愿意交流。
李永萍從小在四川農村長大,博士畢業于武漢大學社會學院,現在是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的助理研究員。她成長階段的鄉村面貌和調研時所見大不相同,既有時間變遷的因素,也有不同地區的顯著差異。
她沿用武漢大學社會學院院長賀雪峰教授所提出的分類,將全國區域大體劃分為三種:一是宗族性地區,江西、福建等部分華南地區,還保留了祠堂、宗祠、族譜等宗族傳統;二是原子化地區,如西南地區、東北農村等,人與人之間的關聯不強,不像宗族有血緣深厚的連接;三是小親族地區,例如華北農村,親兄弟之間關系緊密,構成小親族或戶族,又不像宗族那么強大。
打工經濟沖擊了鄉村社會的舊有面貌,農村婚姻家庭模式發生著變遷和轉型。天價彩禮、光棍、上門女婿、兩頭婚等熱點現象近年廣泛引起討論。李永萍將她的研究隨筆集結成《流變的家庭:轉型期中國農民家庭秩序的多重面孔》,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12月16日,圍繞農村彩禮、光棍成窩、婚姻失序、打工女性回家陪讀等現象,李永萍接受南方周末專訪。
本地婚姻會推高彩禮
南方周末:你成長年代的農村和后來去調研的鄉村社會有哪些明顯不同?
李永萍:中國農村最近這十幾年變化確實挺大的,而且每個地方的區域差異也很大。比如老年人的地位,包括家里的代際關系,我老家是四川的,四川那邊父母對子女的代際責任不是那么厚重,父母的壓力不會很大,但是我到華北的河南、山東這些地方調研,華北父母的代際責任比較重,在子女的結婚上壓力很大。
南方周末:不同地區農村父母對子女婚姻的參與度是怎樣的?
李永萍:河南、山東在華北很典型,婚姻成本大部分都要靠父母支持,彩禮比較重,買房等其他婚姻成本都比較高,所以父母對子女提供了較多經濟支持,自然對子女婚姻的介入就會多一些。這種介入還包括父母可能還會比較積極地去幫助子女尋找婚配對象,幫忙相親介紹,這些在華北都比較普遍。前兩年在華北調研看見,現在的年輕人結婚很多是父母幫忙托人介紹或相親認識的。雖然不是完全由父母包辦,介紹之后還要看兩個人能不能合得來,但確實有父母介入。
在我家鄉四川或是西南一帶,父母對子女的婚姻介入度比較弱。一個是父母不用承擔很多婚姻成本,有條件可以支持,但是如果沒有或者不愿意,可以少支持一些,沒有剛性的責任。另外,在西南地區自由戀愛比較多,更多是子女自己去找,打工時在外面找。
南方周末:為什么在不同的地區,婚姻成本會相差這么大?
李永萍:從我調研的情況來看,彩禮的數額有很大的差異,總體來看,華北農村的彩禮比較高,河南比較典型,河北、西北等地普遍比較高。近幾年的標準,一個兒子的家庭至少是十幾萬,如果這個家庭有兩個兒子,女方肯定提出更高的彩禮,兩個兒子一般是二十萬起步。除了彩禮之外,很多要求買房,比如在縣里或者鎮上買房,買車也成了標配。但是在華南農村,我們稱之為一些還帶有宗族性傳統的村莊,像我調研過的江西尋烏、廣東清遠、福建一些內陸地方,彩禮總體來說不是很高。我2019年暑假到江西尋烏調研的時候,那里的彩禮就是兩三萬,甚至一兩萬,整體保持很低的水平。
云貴川這些西南地區,彩禮也很低,有些地區甚至沒有彩禮的說法,不是說非要給彩禮,有些是因為婚姻圈已經擴大了,慢慢這些地方的人知道了有彩禮的說法,開始提出這個,但并沒有一個剛性的標準,通常是根據情況,愿意給多少就給多少,總體來說也不高,可能四五萬、兩三萬。
南方周末:為什么有宗族性傳統的村莊會維持較低的彩禮?
李永萍:在宗族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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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游淑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