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高”新面孔:低調的政法官員與儒雅的政法學者
各負重任的“兩高”之長,作為一把手,他們將必須保持法律家的思維,也必須扮演政治家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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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建明(后排中)當選為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代表們鼓掌祝賀 新華社記者 王建華\攝
不同政治路徑
3月16日,“兩高”新掌門塵埃落定。
曹建明,將脫下中國一級大法官袍,走向首席大檢察官之位;王勝俊,在披上首席大法官袍時,身后是陪伴他15年的副總警監警銜。
這可能是1949年以來最有意思的法檢兩長交替:在“首席大法官”、“首席大檢察官”、“副總警監”這些現代法律語匯中完成轉換。
1992年,王勝俊成為被授予副總警監警銜的13位政法人士之一。當時他是安徽省政法委書記、省公安廳廳長。這一年,曹建明開始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37歲的他已是華東政法學院的著名教授。
十年間,曹建明第一個走進中南海講法制課,之后從上海來到北京,由學者成為官員。2002年,他以最高法院副院長之身榮任中國一級大法官。有人說,當年在最高法院副院長提名人中,曹建明的履歷讓人看到了“學者的出路、教授的榮耀”。
此次當選最高檢檢察長,曹建明又創造了法律學者從政所能達到的最高級。
相比之下,王勝俊的上京路并無熠熠星光。正如和他有過接觸的人所說,他的仕途如其個性般“穩健從容、中正平和”。1993年,當了近18年安徽省政法委書記的王勝俊來到北京東華門——中國司法體制運行的中樞——中央政法委。
在中國政治體制下,政法委是黨委的職能部門,是同級黨委協調各政法部門工作的重要機關。政法委在維護治安形勢、維護重要時期政治利益方面承擔中堅作用?,F實中,政法委又似司法機關,它經常是某些大要案的協調機構。一直以來,因其地位的特殊性,政法委也飽受干擾司法獨立之非議。
1998年,王勝俊升任中央政法委秘書長,一當就是十年,而這十年正是體制內外司法改革要求最迫切的十年。
王勝俊任職15年的中央政法委是中國司法改革重要的發動機,近些年幾乎每項重大司法部署都從這里發出,而且也只有強大的中央政法委才可能協調中央編制辦、中組部、財政部等政法系統外部門,共同開啟司法體制改革的大船。
正因如此,有著30年地方和中央政法委工作經驗的王勝俊,盡管非法律科班出身,亦被法律界人士看作深諳中國司法體制運行邏輯的“內行”。
在法律界人士看來,“內行”有另外含義:就是懂法律、懂現代意義上的法律理念和法律規則。鑒于法律職業的專業性,學過法律被視為“內行”的最基本條件。
從革命人到政法人
從1949年沈鈞儒、羅榮桓分別出任最高法院院長、最高檢檢察長起的之后40年,“德高望重”是“兩高”首長人選的共同特點?!把影参謇稀敝械亩隙匚?、謝覺哉就曾擔任最高法院院長,他們的繼任者楊秀峰、江華是參加革命多年的老前輩,多位最高檢檢察長如張鼎丞、黃火青、楊易辰也不例外。
他們中有學法之人,也有人在任院長前從事過法律職業,如沈鈞儒曾經是大律師,董必武曾在東京私立日本大學攻讀法律,楊易辰早年就讀于天津法商學院??傮w而言,歷任兩高之長多數都是久經考驗、功勛赫赫的老一輩革命家。
在中國政治語境下,“兩高”一直與“一府”并列,實質上共同服務于國家的中心任務。
以最高法院為例。1980年代之前,它的首要工作是鎮壓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民事糾紛的解決相對次要,其目的也僅在于促進人民內部的團結。此外就是一些政治性任務,如執行特赦、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五反運動、審判“四人幫”、復查糾正“文革”冤案。
1983年以后,各種具體審判業務才開始成為最高法院的工作重心。19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法院改革和法官職業化的推進,法院作為審判機關地位日彰。
隨著公眾對司法公正的要求越來越強烈,“兩高”換屆也成為關注焦點?!皟筛摺鼻叭涡P與賈春旺因各自政法背景被外界賦予“兩高”走向專業化的標志。此次,王、曹兩人的履新延續了這一風格。
目前31位地方高院院長中,17人法律科班出身,在官方看來,已是法律職業化成果初現。
思想開明最重要
新任法檢“兩長”征途漫漫。因為正值司法改革推進已屆10年,他們的上任被附上與下一步改革有關的注腳。
法院內部人士對來自政法委的新院長表示歡迎。他們普遍認為,法律背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身為院長要開明,要民主,知道司法改革應該往哪里走。
有觀察人士稱,十年司法改革行至深水區,在體制上動刀不可避免。資深政法委官員的協調能力和政治敏感是王勝俊非??捎^的優勢。法律界人士表示,他出任最高法院院長,或攜中央下一步司法改革意圖而來,也顯示出上層對法院作為司法改革中心的重視。
據悉,中共十七大后,中央正在醞釀新一輪司法改革。這次將直面“司法地方化、行政化”的沉疴,解決法院人財物受制于地方的問題。另外,將法官與一般公務員區隔開來,建立法官系統的職務和職級序列,可能也將被提上改革日程。這些命題,單憑最高法院一己之力,顯然難以完成。
對王勝俊而言,從神秘的幕后走到了風口浪尖,除了要面對法官們對他的利益期待,他還要面對那些涉訴上訪的攔車人,所有民眾對司法的不滿和期待。
而曹建明的難題是,他將率領他的檢察團隊,監督他服務了近10年的法院系統。這位學者型的最高檢檢察長或將面臨來自復雜司法現實的挑戰。
一種說法是,在轉型期的中國,法院和檢察院是權力結構中重要的兩個部分,作為一把手,兩院“一把手”都必須慎重處理好司法機關的外部關系。由此,作為政治家的能力應更被看重。
學者張衛平曾直揭此問題的中西差異:西方國家,一個政治問題可能最終轉化為法律問題,通過法律程序最終加以解決。在中國則可能相反,最初的法律問題,最終將轉化為政治問題,并可能按照某種政治要求加以解決。這就要求,中國的法院院長更多地是從政治家的角度去思考問題,這不僅因為中國的院長一般不直接審理案件,還在于目前的社會環境中,法律問題同時也可能是政治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各負重任的“兩高”之長,作為一把手,他們將必須保持法律家的思維,也必須扮演政治家的角色,畢竟轉型遠未結束,司法尚未呈現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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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趙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