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核五圈區域格局初成，沿海副中心與內陸強省會躍升丨宜商之城榜2021

近十年來，新科技革命催生的全球產業鏈演變，以及國內跨區域的人口環流，持續推動著產業的轉型升級和城市面貌的轉換更新；2019年年末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又形成突變之力，加速著產業和城市的更新。

大轉型的中國走到今天，將從國際大循環相對主導的時代，轉向“雙循環”時代。我們不僅要攻克“卡脖子”技術難題，以盡快完成制造業的轉型升級，還要加快構建牢固的超大規模的內需市場，暢通生產、消費、流通和分配環節的阻滯，進而推動更健康的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銜接融通。

舊的發展邏輯難以為繼，新的發展理念已然形成。哪些城市的更新迭代，能夠相對更好地適配新的戰略大局，擔綱新時代的“宜商之城”？

這是南方周末城市（區域）研究中心關于“宜商之城”的第一份年度報告。2021年的報告，將穿透產業升級、城市更新和疫情沖擊下的中國，呈現造就宜商之城的繁華圖景。

研究團隊綜合經濟體量、人口規模和城市能級等因素，從全國近300座城市中擇取了57座城市，入選《宜商之城榜2021》。這57座城市包括全國各大區域的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和重要的節點城市，是中國“宜商之城”的有力競爭者?？紤]到統計口徑上的差異，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的城市尚未列入樣本清單。

《宜商之城榜2021》的評測基準是一套量化的評價模型。該模型包括市場活力、科技創新、人力資源、營商成本、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公共服務和政策環境等八大維度，包括近80項三級指標，關聯原始數據超過8萬條次，關聯政策文本超過500萬字。這些數據來源于統計部門、第三方機構和網絡公開信息，歷經算法挖掘、人工清洗和加權運算，形成上榜城市的最終分值。

最終的評估結果是，北京、上海、深圳和廣州以明顯的領先優勢，坐穩“一線”；杭州、成都、武漢、南京、天津、重慶、蘇州和沿海的副中心城市，以及內陸的強省會城市組成“準一線”陣容；四座“一線”城市與若干座“準一線”組成區域格局的“五極”；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等熱點區域出現不同程度的都市圈和城市群。

一、四核五圈區域格局加速形成

結合評價結果，研究團隊提出中國經濟的菱形“鉆石結構”：從地圖上看，北京、上海、廣州和成都的連線，構成類似鉆石的圖形。該鉆石結構包含“四核”與“五圈”。四核即北上廣深，五圈分別是京津冀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成渝雙城經濟圈以及武漢都市圈。綜合評估分值達中位數以上的27座城市中，超過一半的城市聚集于“鉆石結構”覆蓋區域內。

這既是東部地區率先參與國際大循環的反映，也是改革開放由沿海向內陸縱深發展的結果。預計在中國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進程中，由優勢區域、優勢城市串聯而成的“鉆石結構”，將提供經濟運行的基礎勢能。

（一）北上廣深穩坐一線，資源稟賦各有所能

還是北上廣深的時代，這是榜單呈現的現實。

從最終分值看，北京、上海、深圳和廣州遙遙領先，與第五名杭州拉開明顯的差距，顯現出“經濟優等生”的硬實力。這樣的結果并不出乎意料；更值得探究的問題是，到底是什么樣的力量造就了“北上深廣”的分野，以及相對其它城市的絕對領先？

研究團隊發現的結論是，盡管四座城市都穩坐“一線”，但穩中有異。記錄資源稟賦的數據，能充分說明四座城市的鮮明特色：

北京強于“總部經濟”和基礎科研。北京作為首都，其大型企業總部和科研院所資源優勢明顯。迄今為止，北京注冊的世界500強總部共計57家，逼近57座樣本城市總數的一半；而科研方面，北京的多項核心指標冠絕全國，6.31%的科研經費投入強度、155.8件的萬人發明擁有量以及35406家的高新技術企業數量遙遙領先。

此外，需要留意的是北京超過8萬億元的全年企業融資額，超過上海、深圳和廣州的總和，相差的額度相當于一個杭州。

上海的特點可以用“大”來概括。上海在世界500強企業數量、科研經費投入強度等指標上，均僅次于北京，同樣擁有數量眾多的國企和科研院所；但另一方面，上海作為中國最大的現代化城市，經濟體量和勞動力人口基數則是四座城市的領頭者。2021年，京滬聯袂跨過4萬億元GDP門檻。

另外，上海的公共服務水平領跑全國。近兩年的抗疫表現也說明了這點。

除了營商成本外，北京和上海各項指標的表現均為佼佼者，可謂均衡發展的“宜商之城”；而另兩座城市的表現則是強于一域。

作為“創新之都”，深圳的民營企業以及民營企業的創新活力令人驚訝。數據顯示，深圳每千人擁有企業數135.66家——已足以比肩紐約東京等城市，以及PCT申請量每年超過兩萬件——相當于北京、上海和廣州總和的1.5倍。

深圳的另一優點是立法之特，造就了它位列全國第一的政策開放度。擁有特區立法權的深圳，出臺了數以百計的針對營商環境的法規條例，被國家復制推廣的創新舉措和經驗做法之多，亦為全國之最。

不過，深圳的公共服務卻遠遠落后于其它三座一線城市，甚至落后于榜單上的許多二線城市。

廣州，從分值看與深圳還有不小差距，眾多指標并不冒尖但保持“優秀”水平。由它創造的“第一”鮮為人知：全國最強的海陸空基礎設施、全國最友好的營商成本，這是“商貿之都”的底氣所在。廣州的另一項全國第一則可呼應“花城”的美譽——23.35平方米人均公園綠地面積。

總之，一樣的一線城市，不一樣的強?！氨鄙蠌V深”既是中國過去擁抱國際大循環、深度參與全球化結出的碩果，又將是中國未來構建“雙循環”戰略大局的核心依托。

近些年，這四座城市紛紛建設城市副中心及若干座郊區新城，并擴充強化公共服務，城市的容量和能級穩步壯大的同時，也造就著新的可能（該趨勢下文將詳述，此不贅述）。這四座城市未來有望成為引領世界經濟增長的“超一線城市”和“全球城市”。從數據上領先的幅度看，至少十年之內，國內其它城市沒有稟賦資源和行動能力全面趕超這四城。

（二）沿海副中心和內陸強省會躍升“準一線”

從第5名到第20名，16座城市形成相對領先的第二陣容，躍升“準一線”。

其中，杭州與一線城市差距最小，也拉開了和其它“準一線”差距，領跑“第二陣容”；成都、武漢、南京、天津和重慶分列第6至第10名；蘇州、青島、廈門、寧波、西安、鄭州、濟南、長沙、合肥和東莞，則占據第11至第20名。

為什么這16座城市能夠保持相對優勢？答案中蘊藏著中國城市轉型的密碼。

研究團隊的結論是，“準一線”的誕生，本質上是“沿海副中心”和“內陸強省會”躍升關鍵增長變量的結果。

這16座城市中，杭州、南京、天津、蘇州、青島、濟南、廈門、寧波和東莞9座城市屬于前者，成都、武漢、重慶、西安、鄭州、長沙和合肥7座城市屬于后者（重慶作為內陸的直轄市，主城區較強，視為特殊的“強省會”）。兩類上榜城市的排名犬牙交錯，表現出勢均力敵的硬實力。

我們可以從中國經濟的關鍵轉向，來理解這兩類“準一線城市”的出現。

改革開放早期，東部沿海地區率先開啟加工貿易，以“世界工廠”的角色暢通了最初的國際大循環，這造就廣深的核心地位，同時也形成蘇州、東莞等城市的工業基礎；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伴隨新科技浪潮興起，東部沿海地區掀起產業轉型升級浪潮，試圖以更高端的“中國智造”和服務貿易嵌入國際大循環，產業集群的擴散轉移與人口跨區域反向流動漸成趨勢；如今，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變量下，人口和產業在東中西部之間的流動愈發加速。

轉型局勢下，北上廣深既要推動產業高端化以置換舊空間，又要跨越城市邊界謀求生產生活空間的擴大。沿海副中心城市既依賴原有的產業集群轉型升級，又能承接北上廣深優質資源的巨大加持。

相較于一線城市，沿海副中心城市土地和人力成本相比核心城市低，生活壓力相對較小，較好的營商環境又使其共享核心城市的市場需求和上下游供應鏈。以2021年的商業服務業地價為例，北京為25370元/平方米，深圳為22855元/平方米；而青島為8778元/平方米，東莞為3741元/平方米，最低的合肥僅為2508元/平方米。

從人口和產業的流向上，沿海副中心城市既有向中西部地區的部分轉移流出（但總體上依然是流入），同時還有一線城市的優質資源和中高端人才的流入。

內陸強省會與之不同。來自一線城市乃至整個沿海地區的人口回流、產業轉移和擴散，造就了武漢、成都等中西部城市的“流入”主旋律。在這樣的背景下，以武漢、成都為代表的城市資源稟賦相對有限，紛紛動用行政力量將資源集中于省會城市（重慶作為直轄市則集中于主城區），率先打造出輻射周邊區域的“強省會”。

以武漢為例。武漢市政府提出“新沿?！睉鹇?，試圖構建類似沿海地區的基礎設施優勢。作為“新沿?！钡奈錆h，既是交通樞紐，也是新經濟新業態驅動下的產業鏈和供應鏈樞紐。依托中歐班列、跨境電商和供應鏈優勢，武漢經濟自2019年年末遭遇疫情停擺，卻于一年內實現了“V型反彈”。（詳見本報《武漢的春天》專題）

可以預見，方興未艾的中歐班列以及正在建設的中新南向新通道，成都、武漢、重慶和西安等城市均能獲益。

“雙循環”時代，中國經濟需要進一步暢通國內大循環，連南北而貫東西的內陸強省會有望承擔更加關鍵的角色。

（三）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生成

從地圖上看，排名靠前的城市相對集聚。研究團隊據此判斷，中國經濟的都市圈和城市群時代正在加速到來。優勢城市的組團式聚集，正加快生成活躍的“宜商都市圈”和“宜商城市群”。這主要包括京津冀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成渝雙城經濟圈以及武漢都市圈。

在一些經濟學家近年的論述中，都市圈時代和城市群時代的概念并不新鮮。研究團隊提供的增量是，盡可能描繪出迥異的城市群畫像，并追溯造就畫像差異的根源。

長三角，中國最成熟的城市群，唯一跨越東部和中部地區的城市群。具體來看，長三角地區的城市呈現出“1+5+N”層級結構，即以上海為核心城市，環繞著杭州、蘇州、南京、寧波和無錫五座副中心城市，以及常州、金華、紹興等若干座外圍節點城市；這個巨大的城市群，還包含著蘇錫常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等較小的都市圈。

珠三角，同樣成熟的城市群，覆蓋九座城市，呈現出另一種“2+3+N”層級結構，即廣深“雙核”牽引著佛山、東莞和珠海三個“副中心”（盡管僅有東莞位列“準一線”，但佛山和珠海均位列中上游，故而視為接近“準一線”水平的“副中心”），并向惠州、中山、江門等周邊城市輻射；如果再考慮香港和澳門，那么中心城市數量將變成4座，出現“4+3+N”的層級結構，成為特殊的、跨越三大關稅區的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該城市群同樣包含若干都市圈——廣佛都市圈、深莞惠都市圈和珠江西岸都市圈。

京津冀地區，成長期的城市群。從“宜商值”來看，北京是遙遙領先的核心城市，天津是表現優異的副中心城市，致力于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石家莊還無法取得“副中心”的地位，更遑論周邊較為弱小的城市。

成渝地區，未來“第四極”，亦是成長期的城市群。具體來看，成都與重慶均是榜單上前十名的城市，為引領區域經濟發展的“雙城”，可惜簡陽、遂寧等周邊城市過于弱小，無法與“雙城”形成梯度圈層。規劃中的成都都市圈和重慶都市圈，還需要若干有實力的節點城市輔助。

武漢都市圈，以武漢為“單核”的“第五極”，成長中的都市圈。與成都和重慶一樣，鄂州等周邊城市還不夠強，還需要若干有實力的節點城市輔助。

在國家規劃的19個城市群里，山東的青島、濟南，福建的廈門、泉州、福州，陜西的西安等，從宜商之城榜的評估分值看，都有條件讓都市圈和城市群從紙上走向現實。

我們需要看到的是，前述城市群的成熟度，出現了沿海和內陸地區的分野，出現了南北分化。長三角城市群和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進入成熟周期，既離不開沿海地區率先參與國際分工奠定的基礎，更離不開當地市場主體尤其是民營主體擁抱互聯網浪潮、投身產業轉型升級的成效；京津冀城市群與南方兩大區域在成熟度上的差距，既體現了南方市場經濟的活躍，也說明疏導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動京津冀一體化建設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總而言之，“雙循環”戰略大局下，兩大成熟城市群勢必要從對外開放的先行區域升級為既嵌入全球化又暢通國內大循環的戰略銜接區域；而武漢都市圈、成渝雙城經濟圈在推動“內陸開放”的同時，可以享受國內超大規模市場的紅利和新經濟、新消費浪潮的紅利。

四座一線城市，前述的五大增長極以及長江經濟帶、高鐵京廣線，將構成“鉆石結構”狀的中國區域經濟格局，成為迎向全球化驚濤駭浪的中流砥柱。

二、全要素競爭優勢轉向

結合對數據和案例的分析，南方周末城市（區域）研究中心繼續提出，四核五圈區域格局的初步形成，沿海副中心與內陸強省會躍升為關鍵力量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經濟由綜合成本優勢轉向新的競爭優勢——新一輪人才環流和科技要素重構。

我們的判斷是，“雙循環”時代，哪座城市率先形成新型競爭優勢，哪座城市就豎起“宜商”乃至“易商”的招牌。

（一）綜合成本優勢減弱，內陸強省會成本看齊沿海

三四十年前，改革開放的國策、制造業產業鏈的跨洲際轉移以及綜合成本的比較優勢，共同造就了東部沿海地區諸多城市的繁榮。從“深圳速度”到“廣東四小龍”，從“浦東奇跡”到“蘇南經驗”，種種震驚全球的經濟實踐在沿海地區上演，都離不開充足而廉價的土地資源和勞動力。

舊有的邏輯正在動搖。近年來，隨著綜合成本的抬升，沿海地區出現制造業內遷中西部地區和外遷東南亞、非洲的跡象。不止一名權威人士指出，當前的中國制造業處在發達國家在中高端封鎖、低工業化國家在低端競爭的夾擊之下。

研究團隊掌握的數據，不僅能夠驗證沿海地區綜合成本優勢減弱的跡象，還試圖說明另一個人們可能忽略的區域實情——一些中西部城市的成本與沿海地區已并無二致。更確切地說，內陸地區的“準一線”和經濟強市的人力成本以及土地成本，相對沿海地區，多數已無比較優勢。

以工業地價為例，長沙為989元/平方米，成都為906元/平方米，西安為794元/平方米，這些數據超過東莞的711元/平方米、泉州的663元/平方米和蘇州的598元/平方米。唯一還保持著明顯比較優勢的是419元/平方米的合肥，以及較為特殊的重慶——重慶直轄市的478元/平方米，需要考慮眾多郊區縣區的攤薄作用。

薪酬方面，武漢、長沙、西安、合肥等城市已和沿海地區的準一線城市處在同一水平，職工月收入均為八千或九千。

這似乎是一個吊詭的現象。內陸和沿海兩類“準一線”整體實力并駕齊驅，成本結構也驚人相似。這也說明，內陸區域中心城市很難單靠成本比較優勢引進企業和留住人才。

（二）人才環流、科技要素和制度紅利重構競爭優勢

“雙循環”時代，謀求繁榮發展的中國，將逐漸告別綜合成本比較優勢，迎來新的競爭優勢。從近十年的經濟實踐看，正在重構的競爭優勢至少包括三大要求——人口和人才、科技要素以及創新制度。

先看人口和人才。近年來，國內出現海量人口涌入經濟強市的現象。這不僅包括廣州、深圳兩大一線城市（更為發達的京滬已出現人口凈流出跡象，但仍是中高端人才流向的熱點領域），還包括兩類“準一線”，即杭州、蘇州等炙手可熱的沿?！皽室痪€”和武漢、成都等內陸強省會城市（包括特殊的重慶直轄市）。

近五年，深圳、廣州、杭州新增常住人口增長率超過15%，絕對值均超過100萬，成都、西安、長沙、武漢、重慶等城市，均實現了超過50萬乃至100萬的常住人口增量。

這種跡象改寫了過往“孔雀東南飛”單向流動的格局，出現了中西部往東、沿海地區往西的“環流”。源源不斷的人才環流，給東中西部的“準一線”和強二線城市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礎和人力資源。這是誕生中國“宜商之城”的人才紅利時代。

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牽引著科技革新。然而，新科技革命席卷之下的中國，科技要素的轉化擴張卻難如人意。宜商之城榜的科創子榜，是差異最大的排行榜。廣州、南京、杭州等城市雖然具備一定的科創基礎，但卻與“一超雙強”的北上深相去甚遠。

數據顯示，城市間的科技要素差距可謂巨大。以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為例，北京為264家，上海為262家，深圳為170家；盡管有寧波（182家）在該指標上超過深圳，但大多數城市均遠遠落后于北上深。

再比如，北京有45個學科進入ESI排名前1‰，寧波、東莞、佛山等經濟強市卻還沒有實現零的突破。

伴隨著“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構建，中國需要突破眾多的“卡脖子”難題以實現制造業的轉型更迭，讓“中國智造”“中國品牌”和“中國服務”佇立于全球經濟之林。

我們從近些年杭州、合肥、南京等城市的發展中，看到科技要素對經濟轉型的驅動作用。然而，對比整體上的“四極五圈”格局，研究團隊提出，中國的科技創新遠遠還沒有跟上經濟轉型的步伐。這是亟需突破的難點。

第三個關鍵要素是制度創新。不少人機械地認為，改革開放的成就是廉價勞動力和低廉土地成本帶來的。但問題的另一面是，這三四十年間，世界上還有不少國家同樣具有低廉和充足的人力和土地，為什么卻沒有和中國一樣成為“世界工廠”呢？

問題的關鍵是，改革開放的國策同時降低了制度交易成本和組織成本。過往中國取得經濟成就的關鍵在于，在市場和政策的雙重作用下，中國率先在部分區域、部分城市建構起了銜接全球市場的結構性優勢，從而成就了部分區域和城市的經濟崛起。

改革開放早期，經濟特區“特事特辦”；“入世”后一系列經貿準則的變遷；近十年來中國建設自貿試驗區，推動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等重大戰略實施，都蘊藏著制度紅利，降低了市場主體的組織生產成本和制度交易成本。這也解釋了2017年以來營商環境改革創新的重要性。

宜商之城榜的政策環境子榜，記錄著制度創新和“宜商之城”的關聯。一線城市，以及沿海副中心和內陸強省會，均有不錯的排名。

制度創新是改革開放的應有之意，也是中國城市邁向“宜商之城”的必由之路。

我們充分相信，依托人才、科技要素和制度創新，同時保有產業集群和完備的供應鏈，中國一定能重構競爭優勢，誕生一批“雙循環”時代的“宜商之城”。

（三）營商環境改革走向集成化、精細化和同城化

在建設“宜商之城”的進程中，營商環境改革創新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2017年以來，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建設國際化、市場化和法治化的營商環境漸成風潮。從57座城市約五百萬字的營商環境政策文本中，研究團隊分析發現，營商環境政策正走向集成化、精細化和同城化。

集成化是更科學的法治化。集成化即統籌協同所有職能部門和所有領域的工作，破解過往政出多門、創新舉措碎片化的“舊疾”，從而實現整體型政府，推動協同式治理和參與式治理。

從實踐來看，營商環境集成化主要體現為兩方面，一是運用系統集成思維，協同多部門共同推進一項改革；二是將公共服務視為營商環境建設的一部分，宜居和宜業、宜商統籌考量。例如，深圳正建設“高中園”以緩解學位供給不足的問題；而成都則以“公園城市”建設和獨特的生活氣息，吸引著眾多年輕人前來創業就業。

精細化是更高級的市場化。精細化即不再將市場主體視為一個整體，而是考慮到不同行業、不同領域的市場主體具體的差異，從而提出針對性的服務舉措。例如，北京市政府提出針對電競、自動駕駛等數字經濟領域的改革設施，細化至電競賽事許可和安全許可合并辦理、推動自動駕駛封閉場地測試結果異地通用互認的具體舉措；武漢市政府針對高新技術企業提供特定的電力報裝、穩壓電力創新等服務。

同城化是預先鋪墊的國際化。同城化體現為卓越城市的營商環境準則對周邊城市的擴散和拉升，這將造就更大范圍的“高宜商值”區域，出現更多的營商環境“優等生”，從而在更大區域與更先進的國際準則接軌。

同城化方面，上海市政府和蘇州市政府均提出推動營商環境的“同城化”，包括推動政務服務“一網通辦”、引入上海優質教育、醫療機構在蘇州辦分校和分院等多項規劃；廣州市政府提出，與接壤的清遠推動交通、產業、營商環境的“一體化”；更為特殊的是，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框架下，廣州、深圳正在推動與先進的港澳商業規則接軌。

營商環境改革走向集成化、精細化和同城化，正從政策層面制造著中國特色的“制度紅利”，為中國城市構建新的全要素競爭優勢添磚加瓦。

三、地方政府行動建議

基于區域格局演變和競爭優勢重塑的判斷，結合對57座城市營商環境改革實踐的掌握，研究團隊提出如下行動建議：

第一，宜業宜居兼顧，共同推動都市圈范圍內產業政策、人才政策和公共服務的一體化。在“一小時經濟圈”范圍內，從資源稟賦的實際情況出發，推動郊區新城、周邊城市比照核心城市、中心城區，制定類似乃至更開放的產業政策和人才政策；比照主城區推動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的布局，尤其是提升城市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等突發情況的韌性，從而促進資金、技術等市場要素的自由流動，助經濟增長空間實現跨越城市邊界的突破。

第二，銜接基礎研究和應用創新，構筑適配創新驅動發展的產業生態。要充分重視基礎研究和產業轉化“兩張皮”的痛點，把從實驗室到生產車間銜接不暢的難點作為突破口，通過引進建設大科學裝置、新型研發機構等舉措，實現前沿技術從0到1、從1到10的關鍵轉化。

第三，推動參與式治理，探索企業家參與產業政策、營商環境改革決策的機制體制。借鑒香港設立方便營商咨詢委員會的經驗，探索企業家群體參與地方政府決策的機制體制，建設正式的、非正式的職能部門與企業家的對話機制，設立“企業家日”“營商環境日”等特定節日弘揚企業家精神，暢通市場主體表達，推動地方政府決策層更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市場前沿信息。

第四，推動協同式治理，探索建設協同營商環境改革的領導小組和專設機構?？偨Y一些地方政府設立營商環境改革局或領導小組的經驗，探索構建常設機構和日常溝通決策機制，以統籌協同政府各職能部門改革目標、創新舉措。

第五，推動政府服務的精細化，從實際出發制定針對性的產業政策?？偨Y南京等城市的經驗，在“盡調”資源稟賦優勢和產業鏈短板的基礎上，編制產業導航目錄，有所側重地引進和培養特定產業，補全產業鏈供應鏈短板，讓更多市場主體分享改革紅利。

(執筆：戴春晨，實習研究員：陳曉楠、 劉瑋鈺、吳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