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園城市的低碳圖景
城市生活本身應該成為追尋幸福美好的目的，而非獲取機會所需經受的忍耐。
37歲那年，愛德華·格萊澤搬離了自幼生活的城市，住進波士頓郊區里的大房子。
他是一名經濟學教授，有課的日子里，他會驅車去往四十公里外的波士頓市區，那里坐落著哈佛大學的校園。
“美國郊區的生活很好，但這種城市運作方式是愚蠢的”，遷居郊區的格萊澤在《城市的勝利》一書中厲聲批判了郊區化帶來的擁堵、污染以及對創新的阻礙。
成都可能為格萊澤提供了另一種選項——高密度與藍綠空間并存的公園城市。
2020年底，格萊澤借助視頻連線參加一場在成都舉辦的城市論壇，他依舊認為高密度的城市有利于創新，對環境更友好，同時也表示“借助更為智慧的規劃，人口密度和綠色空間完全可以兼容”。
錦城湖
2022年1月28日，國務院批復同意成都建設踐行新發展理念的公園城市示范區，批復強調：“將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貫穿城市發展全過程，充分彰顯生態價值，推動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發展相得益彰……實現高質量發展、高品質生活、高效能治理相結合，打造山水人城和諧相融的公園城市?！?/p>
膨脹
公園城市將一系列看似不可能平衡的目標融合進同一個框架——既要生態價值，也要經濟發展，又要舒適生活，還要高效治理。
但平衡宜居與宜業本就是成都的長項，也讓人看到這些目標同時實現的可能。
過去十年，成都接納了近600萬新增常住人口，相當于十個波士頓市區的人口數量。
得益于超前的規劃眼光，成都既沒有被涌入的人口擊潰，也沒有陷入攤大餅擴張的泥淖，而是在東部和南部規劃了兩片新區，順利晉級全國第四座人口超2000萬的超大城市。
位于南部的“天府新區”，其核心地帶有一片興隆湖，原先是地勢低洼的滯洪區，新區規劃時將其改造為占地5000畝的湖泊濕地，沿湖分布著成都科學城。
2018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就是在興隆湖畔首次提出“突出公園城市特點，把生態價值考慮進去，努力打造新的增長極，建設內陸開放經濟高地”。
興隆湖
什么是公園城市的特點？如何體現生態價值？生態價值如何轉化為經濟增長？幾句指示成為國家交付給成都的時代命題。
作為“公園城市”首提地的天府新區，規劃的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1.2萬人，與紐約城區的人口密度持平，規劃的藍綠空間占比高達75.82%。
高密度人口與大比例藍綠空間如何共存？
北京大學教授林堅在解讀最新一版《成都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時表示：“規劃堅持集約節約，高效利用空間資源，推動公園城市內涵發展?！?/p>
事實上，成都不僅將東西兩側的龍泉山、龍門山納入了公園城市體系，更將田園鄉村統籌進來——一份由中規院提交給成都的建議中寫道：“通暢的、無縫連接的串聯綠道將外圍的綠色開敞空間與城市開敞空間連接起來，創造出城市在花園之中的感覺?！?/p>
感覺之外，膨脹也必然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高密度帶來潛在的資源擠兌風險、通勤半徑隨擴張的城市不斷延伸，碳排放隨經濟增長接連攀峰，擁堵和污染形成熱力圖上一個個深紅色的熱島。
成都也意識到：建設踐行新發展理念的公園城市示范區與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實現綠色低碳發展內涵相同、目標一致，必須積極有為，加快推動以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為引領的更高質量發展。
平衡
“成都發展正處于關鍵成長期、產業發展正處在爬坡期，未來人口和經濟總量都還將繼續保持增長態勢，平衡城市發展與減排降碳將成為嚴峻考驗”，成都市發改委副主任蔣明日前在一檔解讀成都市第十三屆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的節目中這樣說到。
在格萊澤的研究中，一個城市的人口每增加一倍，開車上班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就會下降6.6%，每個家庭因為駕車出行產生的二氧化碳每年就會減少1t左右。
但與之對應的，人均通勤半徑和通勤時長會隨之增長。
一份2020年由住建部和中規院發布的《全國主要城市通勤監測報告》顯示，成都城市通勤空間半徑為29公里，在全國主要城市中位列第十位，在超大城市中表現優秀。
但這份報告也顯示，成都的職住分離度高達4.6公里，僅次于北京的6.6公里，高于上海、廣州等通勤半徑更大的城市。
2020年時，僅有46%的成都上班族通勤距離在5公里以內——研究者認為，通勤距離小于5公里時，人們可采用步行、自行車等非機動車方式上班，就近職住、綠色出行，會帶來幸福的通勤體驗。
成都玉林東路
針對這些問題，全會決議在優化空間結構一章中寫道：“實現各區域基本功能就近滿足、優質均衡，核心功能各展其長、互為支撐，共同推動城市功能整體躍升?！?/p>
同時，一些好的變化正在悄然發生——成都市交通規劃設計研究院2021年的調查發現，當年市民的平均通勤時長為40分鐘，同比下降了2分鐘。
調查認為通勤時間下降得益于軌道交通的加速成網和更高的覆蓋率——這一優勢在前述監測報告中也有體現，成都1公里內軌道覆蓋通勤比重達32%，在新一線城市中名列前茅。
“相對便捷的通勤路線”被格萊澤列為鼓勵人們搬往郊區的理由，而便捷的軌道交通正成為鼓勵成都市民留在公園城市的答案。
成都市第十三屆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強調：要推動交通結構優化調整，著力構建“軌道引領、公交優先”格局，大力推動運輸工具低碳化，持續完善綠色交通基礎設施。
此外，《中共成都市委關于以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為引領優化空間產業交通能源結構促進城市綠色低碳發展的決定》也在多處體現了平衡之道。
決定提出，到2025年，森林覆蓋率達到41%，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例達83.7%以上，單位產出能耗和碳排放持續降低，但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保持在25%以上。
為了實現這一平衡，決定提出要進一步提升能源利用清潔化、高效化水平，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提升至50%以上，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奠定堅實基礎。
誠然，目前的這一系列平衡目標仍是對2025圖景的描繪，但無疑準確地回應了市民在選擇居所時的需求痛點，創造了一種鼓勵和吸引人們生活在公園城市里的體制。
宜居與宜業
宜居是成都永恒的標簽，也是公園城市永恒的競爭力。
“公園城市已經成為成都走向未來的戰略競爭優勢，”成都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曾明友曾表示，“進入新時代新階段，城市競爭已轉向宜居生活、人文特性的競搏，城市宜居性越強，對人口吸引力越大，整體活力水平就越高?！?/p>
高密度的城市為人提供接近性，接近性促進觀點碰撞和交流，交流激發城市的創新和活力，這是格萊澤“城市勝利論”的核心邏輯，也正是成都對城市新區的定位。
“做優做強城市新區創新策源轉化、國際門戶樞紐、新興產業集聚等核心功能，進位爭先打造超大城市高質量發展的動力引擎和新的增長極”，綠色產業發展和能源結構轉型都有待突破性的科技創新和人才支撐。
然而，當下城市面臨的問題在于——如何對人才具有吸引力？
高密度城市在發展過程中必然面臨資源約束日益趨緊，要素成本明顯上升，傳統發展模式的邊際效益遞減等瓶頸，突破不了瓶頸，城市就會陷入停滯和衰退。
格萊澤寄希望于城市和居民忍受高昂的成本、擁擠的空間和糟糕的環境，以此換取城市所蘊含的機會和創新，這體現的仍是產業-城市-人的工業邏輯，而非人-城市-產業的人本邏輯。
一個被格萊澤慣用的范式是：將長期以來被視為城市病的結果視為原因——例如城市貧困，在格萊澤的框架里，并非是城市造成了貧困，反而是城市所能提供的環境最有利于窮人，因而吸引了大量的貧困人口——繼而將這類城市病理解為城市的勝利。
相較于格萊澤的自由放任取向，全面踐行新發展理念的公園城市路線更為積極——回歸人本邏輯，提供具化可感可及的美好體驗，城市生活本身應該成為追尋幸福美好的目的，而非獲取機會所需經受的忍耐。
公園城市提供的良好生態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其最核心的價值就在于構建近悅遠來的宜居環境、創造普惠共享的生態產品。
在成都遙望雪山
格萊澤將城市勝利的要素歸納為聰明的人、小公司和與世界緊密相連。
數據顯示，近年成都對中高端人才的吸引力逐漸增強，截至2020年入庫中小型科技企業6080家，雙機場形態奠定大開發格局。
數據背后，彰顯的是雪山下的公園城市與煙火里的幸福成都，二者互為表里地為涌入的人口提供遷居于此的理由，也為崛起的公園城市提供勝利的支撐。
網絡編輯：鄧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