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轉折年：要在形成問題前解決養老保障之困

改善針對老年人的醫保、養老保險體系，被諸多學者們認為是應對老齡化社會到來的最重要的社會政策。

老年人的問題還沒有對社會穩定形成沖擊，不能成了社會問題后再去想辦法解決，到時候就十分被動了。

應對老年社會最重要的是資金保障，社會保障改革的目標應該著眼于民生，真正為老百姓著想，錢花在老百姓身上。

該如何為老齡社會減負？

上海律師王衛東，很想把住在武漢的老母親接過來。但疾病纏身的母親卻不愿意：“我這一身老毛病花不少錢，來上海不方便報銷。”原因很簡單，目前全國各地的醫保各有領地，武漢的醫保無法遷到上海來。

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員李委莎認為：“這已經成為限制不少城市空巢老人和異地子女團聚的重要原因。”

深圳就是這樣的典型。這個涌入了近千萬外地人的城市，越來越多青年人的父母，也在退休后來到這里，異地醫保不能轉移帶來的不便也尤為突出。

王連江是浙江諸暨人，退休后遷至在深圳工作的兒子那里，但每年做體檢卻要趕回浙江諸暨。

另有不少老人本來享受醫療保險，一旦退休，去外地投奔子女，看病吃藥就都不方便報銷了——這些擔子，不可避免地會壓在子女身上。

這只是老年人醫保困難之一。多份人口研究報告指出，到2020年，60歲及以上人口將達到2.34億人，人口比重增長到16％。中國社會將進入“未富先老”的狀況，另一方面，由于計劃生育政策下，兩個獨生子女結合 “雙獨婚姻”是普遍情況，家庭養老負擔將日益加重。有學者推算，最大的可能是：一對夫婦養育老人與子女12個人。

故而，改善針對老年人的醫保、養老保險體系，被諸多學者們認為是應對老齡化社會到來的最重要的社會政策。

2008年12月2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社會保險法草案進行了二次審議，其中最受關注的一項修改，即為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統籌層次，由一審時的省級統籌，改為實行全國統籌。直到今年2月15日，都會向社會各界征求意見和建議。

該草案規定，涉及累計繳費年限的養老、醫療、失業三險關系均可隨本人轉移，繳費年限或分段或累計計算，而全國統一的個人社會保障號碼即身份證號。牽絆勞動者們跨地區換工作的社會保險，有望跟隨本人轉移接續了。

養老保障隱憂待解

幾乎與此同時，國務院決定，從2009年1月1日起調整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

另外，據報道，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即將上報國務院審批我國農民養老保險試點方案指導意見，會安排部分中央財政，用于農民養老保險，力爭在本屆政府任期內，使農民養老保險達到80％的覆蓋面和60％的參保率；下屆政府任期內，這兩個數字將分別提高到100％和80％。

這些轉變，無疑是個福音。在金融危機陰影下的2009年，注定是社保制度面臨重大轉折的關鍵一年。沒有完善的社保制度這個安全網，人們的私人消費支出不可能有大幅度的增長。從這一意義上，社保的健全可能成為拉動內需和就業的長效機制。

但這并不能減弱學者們對相關問題的擔憂。

以老年醫療保障為例，我國實行的是城鄉分割。雖然醫保和農村合作醫療對老年人有一些優惠政策，但由于有的單位經濟效益差，有的企業已關閉或破產，退休職工關系轉入街道管理，有些單位干部不重視老年人醫療保健工作等，使得這些優惠政策不能實施。

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唐鈞說，“現在，老年人的問題還沒有對社會穩定形成沖擊，不能成了社會問題后再去想辦法解決，到時候就十分被動了。”

在他看來，人口老齡化越來越快，老人異地流動越來越強，如果制度又不配套，不盡快尋找解決老年人醫療保障的長效機制，就會逐漸形成社會問題。

在一般情況下，孩子為父母的基本生活“埋單”不成問題。而且城市中的老人，多數都是有一定經濟基礎的。然而，退休人員收入低、醫療消費高的一低一高兩個客觀條件的相互制約，決定退休人員是醫療保險消費群體中的特殊人群。

醫療和養老是相互影響、相互貫通的，老人真正擔心的是看病沒有錢，如果有好的醫療制度的話，養老就不存在問題了。

所以，唐鈞認為，老年社會最重要的是資金保障，社會保障改革的目標應該著眼于民生，真正為老百姓著想，錢花在老百姓身上。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與社會保中心韓克慶副教授說，“單純的保險制度的設計，解決不了根本問題，要從保險向福利方向轉變。”

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鄭功成還認為，應立法明確國家對社會保險基金的擔保責任、分擔財政責任以及公共管理責任，還要監督、管理好社保制度良性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