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支持政策的目標應該是“強家庭”，對話全國政協委員賀丹

三孩生育政策在2021年出臺后，生育支持體系應該如何完善，成為社會關注焦點。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在接受南方都市報記者采訪時稱，生育支持體系應基于三大支柱，分別是生育保險制度、普惠托育服務和生殖健康服務體系。

賀丹表示，這一輪生育政策調整的目標是多重的，不是單一的，更強調包容性。因此，有關部門在評估政策效果時，會把生育支持政策出臺、落地的情況作為評價的一個主要指標。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南都記者 莫倩如 攝

新一輪生育政策調整有多重政策目標

南都：這一輪的生育政策調整能帶來更多的出生人口嗎？

賀丹：去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很多人問，三孩到底能生多少？根據我的理解，這一次生育政策調整和以往相比有不同，那就是更關注人的全面發展，強調出臺更多支持生育的政策，政策的核心目標并不是要多生多少孩子，而是通過相關政策去促進家庭和諧幸福，幫助有生育意愿的家庭實現其生育意愿。最后，通過這些微觀政策來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平的宏觀目標。這一次生育政策調整的目標是多重的，不是單一的，同時也更強調包容性。因此，我們在評估政策效果時，會把生育支持政策出臺、落地的情況作為評價的一個主要指標。

南都：一些省份在修訂人口計生條例時，明確提出鼓勵實施育兒補貼制度，育兒補貼是否有助于提升生育意愿？

賀丹：這一輪生育政策調整，第一步是消除一些生育的限制性措施，比如社會撫養費等；那么下一步就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轉變政策導向，從過去的控制生育轉變為支持生育。生育支持保障體系要經過重塑才能成形，需要比較長時間。

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我們要找到精準的方法來幫助家庭。我們的政策導向并不是鼓勵為國家多生孩子，首先是滿足家庭的需要。提振生育率可能是間接的宏觀目標。在公共服務政策制定上，我認為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綜合考慮財政負擔和可持續性。例如四川攀枝花、甘肅臨澤出臺了育兒補貼制度，是有意義的探索。

我認為，目前最關鍵的核心問題應該是把生育保險做大做強。未來，隨著國家財力增長，逐步完善家庭福利等制度。這有一個長期的過程。

小朋友在新疆巴楚縣巴楚鎮幸福園社區的托兒所玩耍。  新華社發

未來生育支持體系應包含三大支柱

南都：我們需要怎么樣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

賀丹：我認為，生育支持體系應有三項基本制度，分別是生育保險制度、普惠托育服務和生殖健康服務體系，這應該是我們未來生育保障體系的三大支柱。這三方面的保障措施應該是最核心的。有了基本制度，政策就有了實現的路徑，就可以在這個基礎上做增補。

南都：在這一輪生育政策優化中，很多地方完善了生育假的體系，延長了產假，增設了育兒假，但有人認為，這些生育假很有可能變成“紙面福利”，難以落地，您怎么看？怎么避免這種情況？

賀丹：生育保險的功能之一就是為女性在生育期間的工資收入提供保障。此外，還有另一個功能，就是平衡企業之間的生育成本負擔，因為不管是男職工還是女職工，都要繳納生育保險。如果生育保險制度本身比較完善，它能夠保障帶薪產假落實。

但是，我國的生育保險覆蓋面比較小，籌資渠道也比較單一，只有用人單位繳費這個唯一的渠道，可能一些地方在生育政策調整之后出臺了政府兜底的政策。面對未來生育保障相關待遇支付需求，我們要加強生育保險本身的改革，擴大覆蓋面，拓展籌資渠道，提高待遇保障水平。我們機構也在做這方面的前瞻性研究。

南都：在很多地方，生育保險的生育津貼目前只覆蓋了女性98天基礎產假，這一輪改革普遍增設育兒假，未來生育保險應該覆蓋更多假期的生育津貼嗎？

賀丹：在生育政策調整以后，生育保險支付壓力大大增加，這是幾個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生育保險本身籌資能力就有限，由于新冠疫情，我國實行了減費降稅政策，生育保險的征繳收入也減少了。而大多數地方伴隨生育政策調整增加了生育假，這些假期工資誰支付呢？各地做法不一樣。有些地方因為生育保險有結余，有能力負擔，就由生育保險負擔；有些地方生育保險已經收不抵支，應對這種情況，有的通過統籌醫?；鹛钛a（生育保險和醫療保險在2019年已經合并實施），有的是通過財政補貼。這種情況下，生育津貼的待遇保障就難以提升水平。這個現象是我們需要關注的，應該有一些長期的制度性安排，甚至應該在法律法規中明確。

南都：目前，我國總體的0-3歲幼兒入托率只有約6%。您的主張是優先建機制，什么樣的機制可以把普惠托育發展起來？

賀丹：“十四五”規劃把每千人4.5個托位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雖然有中央財政引導資金的支持，各地政府也在努力，但托育服務體系的建設還剛剛起步。受新冠疫情影響，市場辦的托育機構遇到運營困難。我們呼吁市場辦托育機構應該享受和普惠幼兒園一樣的政策支持力度。同時，我們也主張托育機構的發展應該以“公辦民營”的模式來主導，加快價格可及的普惠托育機構的發展。

在上海市奉賢區奉浦街道秦塘生活驛站，早教老師在指導小朋友玩游戲。  新華社發

生育支持政策導向不應該是簡單替代家庭

南都：談到生育率下降，很多人關注到生育養育撫育成本的問題，某種程度上也是因為女性在生育期間能夠從家庭和社群中得到的支持在不斷降低。你怎么看？

賀丹：除了生育支持體系，我關注的另一個領域就是家庭友好型社會的創建。中國社會目前經歷的是人口轉變和家庭變遷的雙重變化。要應對高齡少子化的挑戰，我們必須關注家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困難，政策的導向應該關注家庭，提高家庭的發展能力，支持家庭養老撫幼的功能，讓家庭為個人提供更多支撐，讓一些優秀的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理念互相融合，培育出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新的家庭文化，比如代際支持、性別平等、家庭責任共擔等。

如果看國內國外的家庭福利理論，有的是以家庭為主，有的是去家庭化——以國家代替家庭來承擔更多功能，但一些國家的福利不可持續，現在的世界潮流是“再家庭化”。

我認為，我國的家庭福利政策也不應該是簡單代替家庭功能，而是通過政策支持強化家庭的功能。

南都：現在談到生育政策，公眾也很關注家庭內部的性別平等。

賀丹：我們看到很多陷入低生育率問題的國家，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家庭文化建設沒有做好，“男主外女主內”的思想根深蒂固，改不掉。但是同時，女性受教育水平又在快速提升，當女性面臨職業發展和家庭生育的兩難，如果不得不犧牲職業發展，回家帶孩子，就可能會放棄生育。

生育政策要關注女性的職育平衡，這種平衡是可以做到的。這需要促進家庭成員共同承擔養育責任。同樣在東亞文化里，中國存在和日韓不同的情況，“暖男”在婚戀市場上有較高地位，相比日韓，中國男性更愿意承擔家庭責任。我們希望看到，男性承擔更多養育責任。

南都：現在很多地方提出要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你怎么看？

賀丹： 我更愿意用“家庭友好”的概念來解釋“生育友好”。實際上，不僅僅是在生育這個階段，社會才支持家庭，家庭友好是一個生命全周期的概念，除了生育友好，也包含兒童友好、老年人友好等。

我們現在的一些政策可能并不是在鞏固和維護家庭，而是在分離家庭。比如落戶的政策原先沒有考慮配偶、孩子的情況，現在有改變，很多地方的落戶政策優先考慮了家庭成員的團聚。還有一些購房的政策可能也有導致家庭分離的傾向，不利于家庭穩定，我們對這類政策要加以重新審視。

在重慶市黔江區寨子農耕體驗實踐教育基地，小朋友和家長一起體驗手工玉米脫粒。  新華社發

不主張強制男性休假

南都：對于促進男性承擔養育責任，一些政協委員提建議應制定政策強制男性休相關生育假。你支持這種看法嗎？

賀丹：男性陪產假、父親育兒假是否也可以由生育保險來支付假期工資津貼，有些地方是這么做的，但大家有不同意見，我認為要有制度性安排。

我不太同意做強制性的安排，因為每一個家庭做出的決定，其實都是負責任、出于對自己家庭利益最大化所做出的決定。比如，可能確實爸爸出去工作掙錢更多，更有利于家庭發展，家庭可能確實有這樣的考慮。我們在社會環境的營造上要包容這種情況。當然，現在我們倡導的主要是男性更多參與家庭育兒，因為實際情況里確實是女性承擔了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