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公益觀察丨俞敏洪：讓老師站在講臺，讓孩子掛滿笑臉，讓障礙不再是家的障礙

減輕中小學教師負擔是否到位？校外事務進校園對于學生和老師來說利弊如何？青少年抑郁頻發的背景下，如何做到系統性解決？殘疾人的家庭福祉是否被社會忽視？該如何保證非健全人士正常地參與社會生活······

這些問題，幾乎都能從全國政協委員、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長兼董事會執行主席俞敏洪的提案中找到路徑。

同去年兩會關注的方向相似，俞敏洪的視角從未離開過教育、孩子和特殊需要群體。

此次，俞敏洪分別提交了《關于建立殘疾人家庭支持政策的建議》《關于重視青少年抑郁預防和治療的建議》《關于減少校外任務和各級評估檢查的建議》三份提案，分析殘疾人家庭生存處境、青少年抑郁問題以及教師行政工作負擔的成因和現狀，提出具體建議。

關注殘疾人家庭

“全國殘疾人人口基礎數據庫入庫持證殘疾人3780.7萬人。”這一數據來自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于2021年4月9日發布的《2020年殘疾人事業發展統計公報》。

俞敏洪在相關提案中則引用了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發布的《2010年末全國殘疾人總數及各類、不同殘疾等級人數》中數據：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及2006年第二次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我國殘疾人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和各類殘疾人占殘疾人總人數的比例，推算2010年末我國殘疾人總人數約8502萬人。按家庭戶均規模3.3人推算，身心障礙的狀態直接或間接影響了近2.8億家庭人口。

“調查數據顯示，殘疾人家庭普遍在收入、社會參與度、生活質量等方面水平較低。”俞敏洪在《關于建立殘疾人家庭支持政策的建議》提案中提到，“且隨著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和現代社會風險程度加劇，老年殘疾問題日益凸顯。同時，醫療保健等剛性支出對大多數殘疾人家庭來說負擔沉重。”

2021年7月8日，《國務院關于印發“十四五”殘疾人保障和發展規劃的通知》中指出，由于人口老齡化加快等因素，殘疾仍會多發高發。殘疾人人數眾多、特性突出，特別需要關心幫助。與此同時，2022年3月3日，國家統計局發布《全國殘疾人家庭收入狀況調查制度》，進一步顯示出國家對殘疾人家庭收入情況的關注。

然而現有政策文件多是關注殘疾人個體，俞敏洪表示，“目前尚未有以“殘疾人家庭”為主要主體或直接支持對象的政策。”

俞敏洪認為，隨著人口結構變遷和社會經濟發展，加強殘疾人家庭的功能、回應殘疾人家庭的支持需求已愈加必要和迫切。他在提案中寫道：建立一套明確以提升殘疾人家庭福祉為導向、以支持家庭為目標、以家庭為供給對象的殘疾人家庭支持政策尤為重要。政策中既需要加大對殘疾人家庭的經濟資助，并提升資助的精準性，也應當采取積極措施鼓勵、支持和推動發展家庭支持服務。

為此，他提出了三點建議：首先，建議由中國殘聯牽頭開展專題調研確立清晰明確的政策目標，建立以家庭為中心的殘疾人家庭支持政策體系；其次，建立一個新的殘疾人家庭津貼制度，明確以殘疾人家庭為受益對象，并根據殘疾人家庭的實際需求進行分層級資助，同時他也給出了津貼方案的建議；最后，大力發展家庭支持服務，提升殘疾人家庭的撫養能力和抗壓力，釋放家庭勞動力。

重視青少年抑郁防治

除關注殘疾人家庭支持體系建設外，俞敏洪今年的視角也聚焦到另一個“特殊群體”。

根據《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2020年青少年抑郁檢出率為24.6%。其中輕度抑郁17.2%，重度抑郁為7.4%；小學階段抑郁檢出率為1成，其中重度抑郁為1.9-3.3%；初中階段抑郁檢出率約為3成，其中重度抑郁為7.6%-8.6%；高中階段抑郁檢出率近4成，其中重度抑郁為10.9%-12.5%。

根據民間抗郁組織渡過平臺內部的觀察數據，青少年抑郁高發的成因主要來自學業競爭、人際關系、成長中的問題以及生活方式等幾個方面，這些因素合在一起造成了青少年的焦慮。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問題，超越了家庭和學校，上升為一個全社會的問題。

2021年12月的一場直播中，俞敏洪就對青少年問題進行了探討：“青少年的成長涉及到中國的未來，現在我們對青少年的態度以及青少年的生長環境涉及到中國人口計劃。”俞敏洪認為，青少年關系到中國在世界上的未來走向，特別重要。

俞敏洪前往學校調研（新東方/圖）

“青少年抑郁和成年人不一樣”，俞敏洪指出，他們的大腦、心理都在發育中，抑郁和成長中的問題交錯，有的孩子并發焦慮、雙相、沖動控制障礙、進食障礙、體象障礙、物質成癮依賴等等，構成一個系統問題，處理起來比成年人更加復雜，需要尋找整體解決方案。

為此他從國家社會學校層面給出四點建議：首先，國家層面進一步高度重視青少年抑郁等精神困惑問題，建立教育部、衛健委、團中央等部門聯合行動的機制，形成全社會重視青少年精神困惑問題的氛圍；其次，真正減輕孩子們的課業負擔，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幫助他們找到自己的興趣愛好，讓孩子們有更多的機會親近自然，按照孩子的天性去培養教育孩子。

與此同時，鼓勵公益慈善組織牽頭構建精神疾病療愈第三系統——社會支持系統，以彌補現有醫療系統和心理咨詢系統的不足；最后，重視學校心理老師專業隊伍的建設，提升班主任老師、教職員工對學生精神心理問題的識別能力，以及處理學生心理問題的能力。

為教師行政工作“減負”

從孩子到老師，“減負”同樣重要。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2019年12月印發了《關于減輕中小學教師負擔進一步營造教育教學良好環境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中指出，“聚焦教師立德樹人、教書育人主責主業，堅決反對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切實減輕中小學教師負擔，進一步營造寬松、寧靜的教育教學環境和校園氛圍，確保中小學教師潛心教書、靜心育人。”

在俞敏洪看來，《意見》中提到的要求，各級政府和教育部門的貫徹落實還不到位。一方面，各類校外行政任務繁重，嚴重擠占學校常規教學工作時間；另一方面，學校需長期頻繁面臨各方面、多部門評估檢查工作，壓力巨大、疲于應對。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教師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李新翠曾專門研究過關于教師負擔的現狀和特征，她在對全國東部、中部和西部的近萬名中小學教師的調查中發現，從中小學教師期待減輕的工作任務來看，排在前3位的分別是迎接各種檢查（81.7%）、準備與教育教學工作關系不大的材料（61.1%）以及參加各種評比和比賽等（50.1%）。

她認為，教師最大的工作負擔來自教育教學之外，各類工作進校園，是教師最期待減輕的負擔。

針對上述現實情況，俞敏洪在《關于減少校外任務和各級評估檢查的建議》中提出，透徹領會通知精神，在規定時間內，將落實結果作為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有關領導干部綜合考核評價、獎懲任免的重要參考，對于執行不力、落實不到位的要嚴肅問責。

在提案最后他給出三點建議：首先，按照《意見》精神，統籌規范督查檢查評比考核事項；其次，規范社會事務進校園，合理安排各項任務，一般不得影響正常教育教學；最后，利用信息技術手段，減少大量重復工作，保障真正回歸正常的教育教學環境。